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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拍卖首页 > 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 中国古代书画专场 > Lot 0855
华克勤 明洪武五年作 册页 （共一百零七开又一页） 水墨纸本
北京 北京时间
2021年05月20日 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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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作者 华克勤（1321～1397）
尺寸 27.7×30.2cm×108
创作年代 明洪武五年作
鉴藏印： 林氏家藏 题 跋： 东渡降谕被涛斩浪适怀良去政，怠颁圣诏弟子克勤笃续友好势殊，事异亦弗夺使志恐前途欠顺，遂发心书写所冀。诸佛答报顺心除障不辱使命伏望仗佛法力降诸吉祥，于我朝使国泰民安，四方咸宁，四恩穰灾，净土无极，大眀洪武五年岁次壬子五月十七吉日记于东福寺。
释 文：
1.佛说无量寿经卷上。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铠译。（经文略）
2.佛说无量寿经卷下。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铠译。（经文略）

备 注：
1.木盒书：佛说无量寿经，东福寺献纳宝物。
2.旧藏者市河米庵（1779-1858）旧藏。名三亥，字孔阳，号金洞山人，因对米芾五体投地，又号米庵、颠道人。其父市河宽斋曾以诗书名世。市河米庵以书名，门下弟子五千。时人把其与贯名海屋、卷菱湖三人称为“幕末三笔”。“三笔”中若论才情气格，米庵可推为首。米庵在习书传艺的同时，还研究书学遍及书论、书法、书体与书材等，著有《米家书诀》《米庵墨谈》《三家书论》《墨场必携》《楷行荟编》《米庵藏笔谱》及诗集等，这些著作津梁后学，至今仍影响巨大。
3.旧藏者江马天江（1825-1901）。本名下坂圣钦，字永弼，号天江，俗称正人，之后又改名为骏吉。德川末期勤王诗人。后隐居京都东山，教授儒学，晚年以临池吟咏为乐，书名、诗名振于关西。擅长诗、书、画、鉴定。日本中国古书画鉴定权威。市河米庵在世之时，江马天江受其提携恩重，对其治学书道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其二人以艺结缘，互通有无，每逢书法珍品中，常见二人递藏之品。

作者简介：
华克勤，字无逸，萧山华氏的第五世祖，早岁隐居杭州延庆寺、天界寺（南京）。后举贤良方正，入仕为官。来斯行（1567－1634）《槎庵小乘》载：“天界寺僧克勤，洪武七年，奉使日本称旨。高皇命返，初服为山西布政司。见宋景濂《原镤法师塔铭》。克勤，本姓华，吾乡人。”。《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六》：“洪武九年，以华克勤为考功监丞。克勤，绍兴萧山人，少学浮屠。洪武四年，选至京，奉使日本，还奏对称旨，赐白金百两，命复姓氏，授以是职。”华克勤是明太祖朱元璋宠信的僧人，受命还俗入仕，官至山西布政使。宋濂曾有诗赠《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力赞其出使日本期间“言论慷慨，已足落倭奴之胆”，并赞其果敢干练的办事能力，必将成为一代贤臣，造福一方。

发心书写 诸佛答报
——明初高僧无逸写经《佛说无量寿经册》之史实与鉴赏
潘文勰
引子
明初洪武五年（1372），刚刚定鼎南京、混一宇内的朱元璋，已经是第四次正式向日本国派出使团以交涉沿海“倭寇”问题。这一次使团的身份颇为特殊，乃是皇帝钧旨特选的两位佛教高僧——克勤无逸和仲酞祖阐，作为外交代表而前往的；而这一次出使的任务亦相当之艰巨，不但难免有舟车劳顿之苦，而且情况复杂还可能有性命之虞——正是在前途未卜的过程中，其中作为此次主使的高僧无逸(1321-1397)，便在这年五月驻锡京都东福寺时，发愿写此《无量寿佛经》一册，以求诸佛答报，其文曰：
东渡降谕，被涛斩浪。适怀良去政，怠颁圣诏。弟子克勤，笃续友好。势殊事异，亦弗夺使志。恐前途欠顺，遂发心书写。所冀诸佛答报，顺心除障，不辱使命；伏望仗佛法力，降诸吉祥于我朝：使国泰民安，四方咸宁，四恩禳灾，净土无极。大明洪武五年岁次壬子五月十七吉日记于东福寺。
在明代中日邦交史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这次高僧使团的出使经历，都可谓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就写经书法的传统而言，此册写经就好像辽远的夜空中几百年才出现的一颗明星。
关于无逸此册《佛说无量寿佛经》之价值，本文就写经之历史缘起、佛教文化交流之细节、艺术风格之特点、装潢递藏等问题，特别考证论述如下，以供同好者赏鉴之方便，亦备一段艺林之掌故。
一：高僧无逸出使日本考
无逸写经的年款，据前引之愿文，明确地署在洪武五年（1372）五月十七日。考之明初中日外交史，如前所述，这一次已经是刚刚取得天下的明王朝第四次派出使者了。作为天朝上国的大明王朝，为什么频繁地向一衣带水的邻国出使呢？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 前三次出使的原因和情况，我们可以回溯如下：
第一次：洪武元年( 1368) 十一月，因建号大明、改元洪武，朝廷故遣使诏谕日本、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诸国。而当时日本正处在南北朝两大皇统对峙时期( 1336—1392) 。明使抵达日本之后, 拜谒的即是前引无逸愿文中提到的“怀良”， 亦称宫怀良亲王，此人为南朝后醍醐天皇之子，执掌南朝的实权。怀良时任奉命出镇九州的征西府大将军，不但傲慢无礼、而且断然拒绝接待。
第二次：洪武二年( 1369) 三月，朝廷再遣杨载、吴文华等一行七人使日,赐日本国王玺书, 并谴责日本海盗入寇我国山东滨海州县之侵掠行径。杨载等所晋见者仍是南朝征西府大将军宫怀良——因为倭寇的根据地主要与南朝有关，而怀良拆阅国书后, 竟将其中五位使者斩首，杨载、吴文华二人则拘留三月后才予以放还。其后倭寇愈益猖獗, 再犯山东, 转掠浙江之温、台、明诸州，肆虐福建沿海诸郡。
第三次：洪武三年( 1370) 三月，朝廷又遣莱州府同知赵秩 等赴日, 赵秩曾自称为赵松雪之孙，其谒见怀良亲王，谕以中国威德, 切责倭寇侵掠之事。同时送还被明军擒获之日本海盗、僧侣共十五人。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此次怀良因为怀疑赵秩是旧敌蒙元使者之后而差点被杀害。在赵秩义正辞严的辩解之下而为之改颜，并待之以国使之礼。随后怀良即遣僧人祖来、如瑶等为使者随赵秩回访,入明称贺，奉表称臣, 贡马及方物, 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
大明新朝初立，朱元璋这三次频繁派使的直接原因，显然除了在于传统名分上正统之承认外，尤其在于非常棘手的倭寇防御问题；再者还兼及担心对手张士诚、方国珍之余党卷土重来，故想借助修睦日本国的外交手段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好的是：虽然前两次出使付出了不小甚至惨痛的代价，第三次之再探虎穴则有惊无险，而且终于有了结果，可谓初步打开了僵局。职此之故，朱元璋为了继续推进邦交，就有了与本文写经有关的第四次派遣。
大明王朝的第四次向日本派遣使团，在整个明代对日外交历史上，都充满的传奇色彩：就外交礼仪而言，此次使团人员的身份极为特殊。朱元璋考虑到第三次怀良回访的是僧人代表，特别鉴于日本君臣上下均信奉佛法、且素慕中国宗风之盛，中土本来就是日本佛教的直接渊源。 而且在日本中世，以五山寺院为中心的禅僧，不但垄断了汉文学，而且还介入对华外交事务。简言之，即“彼尚佛乘，亦以僧为使”，故洪武五年( 1372) 四月，朱元璋乃命金陵瓦官寺住持无逸克勤法师和明州天宁寺住持仲猷祖阐禅师二人为国使而使于日本。
克勤无逸法师，乃浙江萧山人, 俗姓华, 名克勤，少学浮屠, 曾隐居于萧山延庆寺苦读，博通儒释, 为元代天台宗最著名的“ 觉先系” 高僧湛堂性澄和尚之法孙，杭州集庆寺原璞法师的嗣法弟子。此次因为出使日本前，朱元璋特敕封以金陵瓦官寺住持的身份。
仲猷祖阐禅师，乃浙江慈溪人, 俗姓陈, 少慕浮屠, 投慈溪龙山寺出家。因寺近官道而惮于酬应，遂杖锡江湖, 并于杭州径山寺参谒了当时临济宗“之善系” 大德元叟行端和尚。行端和尚颇有大慧宗杲之流风，一生四主名刹、道被三朝。门下弟子竹泉法林、梦堂昙噩、楚石梵琦、愚庵智及、行中至仁、古鼎祖铭、性原慧明辈, 皆为一代大僧。仲猷祖阐继得亲炙多年，凝滞尽销，所见超诣。嗣后曾典法藏于金陵蒋山。元末之乱遂复归慈溪龙山，诛茅隐修，后又应请住同里香山寺。明初即升住明州天宁寺，《禅宗杂毒海》十卷本由其增编而成。
显而易见，无逸克勤法师和仲猷祖阐禅师，都堪称是当时僧界的一时之选，据称乃是从五百人中脱颖而出者。临行饯别，朱元璋亲封的“十大高僧”之二杭州灵隐寺住持守仁一初和杭州中天竺寺的季潭宗泐正在京中，两人都曾分别赋诗相赠：其中守仁一初诗有“五百僧中选僧使，奉诏直往东扶桑”、 “飘飘瓶锡辞九重，大帆四月开南风”之语；而季潭宗泐时任大天界寺住持，其诗则曰“仲猷知心宗，无逸写经义。二师当此任，才力有余地…时则扬帝命，次乃谈佛理”云云。
明太祖朱元璋对这次使团外交可谓高度重视：此次使团出行之前，朱元璋专门召见克勤无逸、仲猷祖阐二师及其随从于端门， 赐法衣、军持、锡杖诸物。正好因季潭宗泐禅师将自己饯别赋诗持献于朝，朱元璋阅毕即欣然命笔，俯赐和章18韵，明初文臣之首、翰林学士宋濂在《恭跋御制诗后》囊括其意曰：
首言王化无远迩, 一视同仁;
次言宜诱以善道, 庶契西来祖意;
次言经涉海洋, 虽甚艰险, 君臣大义毋忘;
次言以平等法行之, 无有彼此之异;
末言使毕言旋, 方尽始终之义。其丁宁反覆之意, 不亦至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此次使团成员组成，朝廷还特别考虑到彼此言语不通、交流困难，特选元末来华参学的日僧椿庭海寿与权中中巽二人为同行翻译。其中椿庭海寿曾任杭州净慈寺第二座，其时正在金陵从大天界寺白庵力金和尚参学；权中中巽则时任杭州中天竺藏主。而且根据考证，其实第三次出使日本自称为松雪翁之孙的莱州府同知赵秩，也被安排在此行之中。 凡此种种，皆可见出此次使团的规格之高和朝廷的高度重视。
二：高僧使团日本之行与无逸写经之缘起
在中国古代，使者之使于四方，要有专对之能，以不辱使命为难。此次如此高规格的高僧使团，其遭遇会将如何呢？我们根据《明太祖实录》、宋濂等人的回忆史料 和当时使团的在日通信内容等相关史料，结合近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将这次使团的行程，大致排比如下：
洪武五年4月20日，无逸一行八人由宁波（明州）出海；
4月23日，无逸等抵达日本九州西部的五岛列岛；
4月28日，无逸顺利抵达日本九州北部的博多（今福冈），而随后赵秩等则分头行动，情况也急转直下；由于博多此时已被北朝占领，怀良败走，无逸等落入北朝军队手中而被软禁于圣福寺，情急之下无逸写信求救于延庆寺住持而得免。北朝提出欲留仲猷祖阐住持天龙寺而让无逸自回，无逸等据理婉拒。
5月，无逸一行终于抵达平安京之左京洛阳（京都），被安排在城西嵯峨山的向阳庵。
5月17日，无逸在日本京都东福寺抄写《佛说无量寿佛经册》；
此后无逸等一直滞留京都，等待北朝的回应。同时和祖阐与当地名僧进行佛教学术交流。
期间，因北朝方面仍然没有动静，无逸又写信给天龙寺住持清溪通彻，请求其代为曲通。北朝又欲留仲猷祖阐住持天龙寺，而无逸再次力争得免。
洪武六年8月，北朝同意无逸一行回国；
10月，北朝护送无逸回国，阻风博多。
洪武七年5月，至博多会同赵秩同返，回国复命。
……
综合前后来看，这次高僧使团的出使，整整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得以返回，显然超出了寻常可以预料的范围。考当时之情势，高僧使团出使日本之际，日本南北朝正处于交战之际：原本由怀良亲王控制的日本南朝领土已经易主，北朝军队攻占博多，怀良亲王退出九州而逃入南方高良山中。高僧使团因为南朝怀良之使祖来等随行而被误认为是南朝从明朝请来的救兵，遂落入北朝军队之中。碍于他们的僧人身份，北朝的地方官暂时不能随意处置，只得把他们软禁在博多的圣福寺。一行人被困日久而无人问津，在以衣贸食、翘足待命之际，无逸遂决定暗中写信，请随团翻译日僧椿庭海寿秘密送给北朝洛阳（京都）的延历寺住持，请求他代为斡旋。
无逸于情急之中，之所以向延历寺求救有着策略上的考虑。延历寺位于日本京都比睿山上，由传教大师最澄于日本延历年间（782-806）所创建。而最澄当年和空海一起到中国唐朝求法，学习的就是天台宗教法，故延历寺后来成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大本山，延历寺的住持称为天台座主。而且，延历寺一直与朝廷和政治高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拥有两三千人的僧兵。
日本天台宗之祖庭，乃为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作为天台宗传人的无逸，在写给住持的求救信中，首先即非常睿智地提到了这个教派上的渊源关系：“天台之山 ，国之首刹，为其首者，必国族大姓，勤恃以为同宗之人，苟肯为我济事，则是天台宗人能济两国之事，两国之君必有以待吾宗矣。”其次无逸在信中表示，依佛教的传统，僧人是不能作为外交使者的，故也没有带什么国书聖谕、《大统历》之类的，自己此来之目的，乃是为避免两国因倭寇问题而再起兵戈，以致生灵涂炭。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来取经：即求取在中土已经缺失的很多天台宗佛典，并在信末开出了一批书单，希望能满足中土佛教僧人的心愿。
有意思的是：随同当时这封信件让椿庭海寿带去的，还有一幅宋代名家所画的天台宗创始宗师智者大师的画像。而当时住持延历寺的天台座主尊道入道法亲王，即是北朝后圆融天皇（1371-1382在位）的祖父辈。无逸希望通过他能直接见到天皇，完成这次出使日本的使命。
这封信很久才被尊道入道法亲王看到，之后立即转交给北朝当时主政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手中，北朝政府这才知道有明朝使者被扣留在博多。随后北朝政府同意放行并接往京都，经过近月余的长途跋涉，无逸一行人终于抵达平安京之左京洛阳，被安排在城西嵯峨山的向阳庵。时值洪武五年五月中旬，无逸等人与左京洛阳的一些大德名僧进行了交流，祖阐并应请在天龙寺开坛讲经，敷演正教，阐释禅宗要义。据称听者无不欢喜雀跃，盛赞其为来自天朝的一代禅门宗匠。由于日本本来就盛行临济宗，而祖阐又是临济宗高僧，故此行中前后有两次北朝都提出想留祖阐为天龙寺住持之事，因无逸据理力争而方才得免。
无逸此《佛说无量寿经》，上、下两卷，即为当月之五十七日在京都东福寺所写——其愿望就是在他愿文所表达的：愿诸佛保佑接下来能够前途顺利而完成使命、能够避免战争而祈求国泰民安。其中前引卷末无逸愿文中：“适怀良去政”一语，即指无逸一行赴日后恰巧遇到南朝怀良亲王兵败转移之事件；“势殊事异”一语，即指当时无逸一行因日本南北朝局势变化而随机应变地改图与北朝进行外交的情形；而“恐前途欠顺”一语，即指无逸一行当时滞留京都，北朝政府迟迟没有回应的情况。
三：写经之艺术风格问题
无逸所写此《佛说无量寿经》，文本乃曹魏康僧铠的最早译本，因其文辞详瞻、义理圆足，古来高僧大德多以此译本为主，为佛教净土正依三经之一，内容主要讲无量寿佛的因地修行，果满成佛，国土庄严，摄受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彼国等事。在艺术风格上，值得特别拈出的至少有三点：
其一是书写者身份：中国古代写经存世最早者为西晋元康六年（298）所写佛经残卷，现即藏日本。南北朝时期写经随佛教兴盛而流行，至隋唐而极盛，敦煌写经卷子本乃是大宗。但流传于世者多数是职业的经生所写，确凿为高僧大德所写者则非常少见——清初王士祯《居易录》记载潘耒游天台，曾见到过天台宗宗师智者大师手写的《方等陀罗尼经》残卷第四卷，据说笔法精劲，神采奕奕，但不知是否尚存天壤。此《佛说无量寿经》乃为完璧大册，其书写者无逸，根据前引当时佛教界的领袖人物、此次出使时京师大天界寺住持宗泐赠诗 “仲猷知心宗，无逸写经义”之评，可以推测：无逸本人当时在佛教界就以书写经义而出名。因此，我们发现这件作品之所以气息深稳的根本原因在于：书写者本人不但贯注了虔诚的宗教信仰，而且写经本身对他来说一直就是修行的重要方式。作为一代高僧的手迹如今能完好地保存下来，故实属难得。
其二是书法风格：中国古代写经成熟之样式如隋唐流传于世者，书法用笔程式化极其明显。无逸此写《佛说无量寿经》，铅画界栏、疏行密字，天头地脚比例协调。单折5行、行17字，书风明显取法颜体小字为主，略参传统写经笔法之行意，大小介于《多宝塔》与小字《麻姑》之间，全经字数统计共17324个字，虽卷帙浩繁，却字字不苟，字里行间端见其平时专心励志、学志精深之概。至于运笔之沉着，法度谨严；墨法之匀美，古香袭人，堪称气息深稳、风格纯熟。可以说，其于浑朴之中含从容不迫之度，身处危难忧患之中却不见丝毫纵横之气。即不但非常具有个性内涵，而且境界亦非一般可以企及。
其三是此本写经的稀有性。自宋代版刻流行以来，佛教典籍如一般书籍一样多赖刻本以传，而手书佛经传世者则极少——即使在日本也一样。无逸此写《佛说无量寿经》在字体上、章法上、愿文题写格式及装潢样式上，皆一依古法，气象庄严。特别是在明初以来赵孟頫书风笼罩一代的趋势下，无逸写经的回归，使我们看到佛教内部其实依然存在着自身的强大传统，也使我们看到了书法史在帖学盛行时代所具有的多样性面貌。
四：写经之装潢与递藏
此无逸所写《佛说无量寿经》品相完好，卷上、卷下分装，即一品二册，开本大方，装潢考究，封面为明黄织锦合包而成，折枝花纹错落有致，正中贴镶边经签，题名亦作颜体。系宋代以来典型的经折装样式。
日本东福寺为京都最大的禅寺、临济宗东福寺派的总院，也是日本五山寺院之一。寺内的洗玉涧通天桥，每到秋季，便成为京都观赏红叶的最佳胜地。无逸此册《佛说无量寿经》即为日本京都东福寺旧藏，即其写好后长期供奉于该寺之内，现存木制书箱题名下尚有“东福寺献納宝物”字样，我们可以想象一般自然是难得一见的。其珍视之程度，当类似于明末董其昌38岁所写、寄给莲池大师为其父母祈福的《金刚经册》，其一直秘不示人而被奉为云栖镇寺二宝之一，至今仍然存与灵隐寺之内一样。
无逸此册《佛说无量寿经》后因战乱而流出寺外，幸得由江户时代著名书法家、汉学家、诗人市河米庵（1779-1858）旧藏，封面现存题签下有其“小山林堂”一印；市河米庵是日本享有盛誉的书法汉学家，系“幕末三笔”之一，其所藏之物多为上品，著有《小山林堂书画文房图录》传世；后归明治汉学家、书法家江马天江（1825-1901）。两册卷前题名下均有其“天江”腰圆印一枚。考江马天江曾受市河米庵翁之提携，对其治学书道产生过不可磨灭之影响，二人以艺结缘、互通有无，传世汉文书法珍品中常见二人递藏之品。此无逸所写《佛说无量寿经》册，亦是二人先后递藏的一个佳例。
五：高僧使团之回国复命与无逸之还俗入仕
值得庆幸的是，高僧无逸于忧患之中的“发心书写”，终于也确实得到了“诸佛答报”而不辱使命、平安回朝——洪武七年（1374）五月，历尽艰辛、漂泊海外两年多的无逸一行，顺利从博多返航，历时五天回到舟山，终于再次踏上了故国家园。六月底，抵达金陵，参见皇帝朱元璋汇报出使日本之经过。我们看到，无逸正是通过佛教文化自身具有的魅力和交往方式而随机应变地解决了他在危难险境之中遇到的问题。
颇为有趣的是，洪武七年（1374）无逸回来复命之后，亦可谓“福报不浅”：首先：无逸使团此次出使复命时特别受到了朱元璋的嘉奖和赏赐——朱元璋诏赐祖阐和克勤每人白金一百两、绢帛两匹，其他随行者也赏赐白金、绢帛不等，并对其侍臣说：“勤，一沙门尔，乃能不辱君命如此，学孔子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见其评价之高；随后无逸回乡省亲之际，宋濂特别代表朝士为这位方外之友作饯序，亦盛称其推仁及物之德与临危制变之智 。
其次：无逸随即因朱元璋鼓励儒僧参政而奉命还俗，由“无逸”更名“华克勤”，自此踏入仕途，直至官任封疆、造福一方，成为明初儒僧参政的典型人物。众所周知，朱元璋早年当过和尚，对佛教颇有了解，也深知僧侣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即位之后，他一方面开始健全僧官设置并纳之入世俗官僚体系，加强对僧伽事务的管理；另一方面认为“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大力推动佛教有益于社会教化的功能，主张佛教徒积极入世、阴翊王度，倡导儒佛结合、鼓励儒僧参政，并特著《拔儒僧入仕论》、《拔儒僧文》、《宦释论》 等开谕之，华世勤、吴印即是明初儒僧入仕并官居高位的典型之例。
无逸还俗之后，洪武八年（1375）六月，朱元璋命其先后出任考功监丞（六品）与考功监令（五品），专门负责官员考核过程中的覆核问题。三个月之后，即洪武八年（1375）九月，超擢为首任山西布政使（从二品），即开始以封疆大吏而为政一方。值得称赞的是：他到任后同样不负所托地为地方治理与防边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史称其政声卓著，屡蒙勅奖谕。具体而言：
在整顿吏治问题上：当时山西号称难治，官吏行事多不循法，前任官员到位不久即黯然卸任。他到任后，采取刚柔相济之法，对于那些虚报、伪造帐目的文书、主簿，奏报朝廷处理，有前科者着令发配到边卫屯所改造。对悔过自新者重新任命；而对旧疾复发者则按律惩治，决不姑息。各级官吏，如有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者，也一律严惩不贷。
在加强边防问题上：洪武初山西北面大同、雁门等地，元朝残余势力威胁犹在；太原府元朝宗室的四大王尚啸聚山林，朝廷多年征剿无功。针对前者，他积极加强军备，极力为戍边将士谋取福利，如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向朝廷上奏时即提及“大同、蔚、朔诸州岁造军士战袄，俱令民间缝制散给，军士长短不称，往往又令改制，徒费工力”的问题，建议朝廷“每衣一件定所用布缕等物若干，给军士自制为便”。此法即得到朝廷的批准，并推广到辽东、陕西等边防地区。针对后者，他采取坚避清野的战略方针，时间越长，胁迫从反者数量自然不断减少，最后四大王不攻自破。
尚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还俗入仕后政务繁忙，曾经为佛门弟子的华克勤，依然不忘故旧、敦于友道。他出任布政使之前，即恳请老友宋濂为自己的师父原璞法师撰写塔铭；又不时与昔时道友书简往来，讨论佛法修行。当初他受命出使日本时为他饯行的灵隐寺住持守仁一初，即有《寄勤无逸》一首，可见其交谊之一斑：
相思何处异云泥，石上猿声马上鸡。今夜煮茶泉畔梦，随风直到太行西 。
洪武十四年（1381），年逾六十岁的华克勤，从长达六年的山西布政使任上退休致仕，由原考功监同事赵信接任。随后他即衣锦还乡，归老于湘湖之畔。其生有六子，今渔浦、闻堰、潭头等华姓者均尊其为祖。终其一生而论，洵可谓福慧具足、功德圆满也。
结语
可以说：高僧无逸之出使颇具传奇色彩，而高僧无逸其人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洪武五年这次出使过程中他所写之《佛说无量寿经册》，乃是一段自主外交史的见证、一段佛教史上学术交流的佳话，也是明代书法史上一件稀若星凤的瑰宝。
在明初外交史上，无逸高僧使团这次出使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为学界所重视。如其所采取的特殊方式，早在明末清初，潜心于佛教研究的一代文宗钱谦益考证此事时，即有“日本之崇佛自唐巳然，临济一宗流传最盛，圣祖遣僧化导，有微权焉”之论。 目前中日学术界对这段历史事实的考证亦皆颇为关注。 而无逸所写《无量寿佛经册》的出现，由于其书写有“洪武五年岁次壬子五月十七吉日”的确切时间记录，可以说为这段外交史的研究定下了明确的时间坐标，乃第一手难得的史料。故无论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的，对于我们了解明代后来“海禁”政策的背景和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方式；还是从艺术收藏的角度而言的，此无逸《无量寿佛经册》对于我们了解六朝隋唐以来特别是明代写经书法传统，皆有着重要的历史研究与艺术欣赏价值。
佛曰万事皆有因缘：如今这套年逾六百载的《无量寿佛经》写经大册，能完美归来，无疑亦是艺林之一大因缘。识者宝之，什袭而藏，不妨于清净幽雅之地，神怡务闲之时，馨香熏沐，展册而读，或持诵其文义、或赏会其笔法，定当起虔敬向善之心、得福慧双增之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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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信息

拍品估价：8,000,000 - 12,000,000 人民币 起拍价格：8,000,000 人民币  买家佣金：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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