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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1636)·行书《乐志论》卷
北京 北京时间
11月29日 晚上8点 开拍 /7天23小时
拍品描述
合并尺寸:27×368.5cm.约8.9平尺
材质:水墨纸本
形制:手卷
拍品详情:【释文】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款识】余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画则具体而微,要亦三百年来一具眼人也。董其昌。 【钤印】董其昌印(朱文)、宗伯学士(白文) 【鉴藏印】黄玉印章(朱文)、怡年堂珍赏书画印(白文)、寂庵秘笈(朱文) 董其昌,字玄宰,号香光、香光居士,华亭(今属上海)人。万暦十七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诏加太子太保。才华俊逸,少负盛名。工诗文,善书画,精鉴赏。书法超越诸家,以行楷称绝一代,与邢侗、米万钟、张瑞图并称“晚明四家”。其书法自成一家,对明末清初书风影响很大。山水师董、巨,以黄、倪为宗,以禅论画,有“画分南北宗”之说,着有《画禅室随笔》等。 董其昌草书《乐志论》卷题识的重要意义 ——董其昌关于书法的“生”、“熟”之论 《乐志论》是是东汉末年哲学家仲长统的文章,他生逢乱世,想寻求一片身心得以寄托的净土,在《乐志论》中表达了自己的隐逸情怀。仲长统向往的隐士生活,除了和其他隐士一样在精神上有高尚的情操外,在物质上也有许多奢求,几乎是“富裕型隐士生活”。仲长统的乐志论,读后不仅让人心向往之,而且引人深思。历代诸多书法大家都书写过《乐志论》。董其昌一生曾不止一次的书写,就有一件现藏于沈阳故宫。从书风来看此卷为其稍早时期的作品,而卷后题识之于研究董其昌书法的重要价值是它卷所不具备的。 董其昌论书有生、熟之说,历来引人瞩目,比如清代吴德旋便称赞说:“董思翁云,作字须求熟中生,此语度尽金针矣。” 对此,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有一段重要的论述:“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古人云,右军临池,池水尽黑,假令耽之若是,故当胜。余于赵亦然。” 而这件董其昌行书《乐志论》卷的题识中写道:“余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画则具体而微,要亦三百年来一具眼人也。董其昌。”这段话正是见于其所著《画禅室随笔》当中。说明董氏对这件作品的满意度是极高的,亦可见此卷在董其昌传世作品中的重要性。 董其昌认为自己与赵孟頫在书法方面有生、熟之别。生熟和书写的多少是有关的,正所谓“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然而显然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书写的多少,否则“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就不可理解了。练得多反而有俗态,练得少反而有秀色,绝无这样的道理。有学者将“生”解读为风格的“生拙”,然而因生拙而“得秀色”,也不易说得通。亦有学者将“生”解读为不拘古法而出新意,若如此,则是赵孟頫多古法而董其昌多新意,那么董氏所云“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与此相抵悟了。 “生”既不是生拙,又不是与古法相区别的新意,那生、熟二字究竟何谓?事实上,理解董其昌书论中的赵、董之别与生、熟之别,不能脱离师法古人(尤其是晋人)这一语境。董其昌说:“赵文敏临稧帖,无虑数百本,即余所见亦至黔矣。余所临生平不能终篇,然使如文敏多书,或有入处。盖文敏犹带本家笔法,学不纯师,余则欲绝肖,此为异耳。”晋人书法,是赵孟頫与董其昌共同的学书宗尚。在董氏看来,赵孟顺比自己练得多,其实只是运以自家笔法,而自己虽然写得少,却能逼肖古人。自己比赵孟顺欠缺了熟练,却比赵孟顺更多了对古人笔法的心领神会。 董其昌认为,若要探得古人妙处,必当在学书的过程中有所“悟”。他说:“余少时学虞书,忽于临写时得其用笔之诀,横斜曲直,无不合者。他书则不尔…近代王雅宜,一生学永兴书,独于发笔不似,若其形模,已十得六七矣。固知古人长处,须悟后可学也。”王宠终其一生学习虞世南,不可谓不熟,但是只能得虞书之间架,笔法却不能相合。而自己学习虞世南,是在临写中有所领悟——“忽于临写时得其用笔之诀”,并在这领悟的驱动下继续临写,以至有更深入的印证——“横斜曲直,无不合者”。 董其昌又对苏轼与赵孟頫有所比较,他说:“赵吴兴大近唐人,苏长公天骨俊逸,是晋宋间规格也。学书者能辩此,方可执笔临摹。否则纸成堆,笔成家,终落狐禅耳。”大意是说,苏轼的书法能入晋宋(指南朝宋)格局,而赵孟頫则只能学至唐人,如果不能对书格有见地,纵然有再熟练的工夫也是徒劳。 上引董其昌的诸多议论,涉及赵孟頫与董其昌之比较、王宠与董其昌之比较、苏轼与赵孟頫之比较,这些比较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在他的眼里,自己能入晋人格局,而赵孟頫与王宠不能得晋人妙处,根本的区别是,自己能够在学中悟,于悟后学,而后者则一味临学,而乏于领悟。 追摹前贤笔法,当然需要不断临写以求精熟。随着临写的深入,学书者对古人的笔法会有新的领悟,自身的理解结构和书写方式因而得到调整。当获得一种新的理解结构和书写方式之后,又需大量的练习去印证、巩固、提高。 在这个练而悟、悟而练的不断循环的过程中,学书者对于古贤笔法的理解和实证越来越真切深入。每一次新的领悟都是以往之“熟”推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对以往之“熟”的打破,自可称之为“生”。而每个阶段的力求精熟的练习都发源于“生”,并且成全了“生”,犹如瓜果由生而熟一般。因为有“生”,书法的练习才能活泼而富有生机。因为有“熟”,这生机才能得到养护和光大。 任何一个书家都是在悟与练的循环中趋近古法之真谛的,然而不同的书家或又有所侧重。有的侧重于悟,趋近古法之妙却难免有生疏之憾;有的侧重于练,下笔精熟却难免执着于自己的书写习惯。“古人长处,须悟后可学”,“生”与“熟”的张力,其底蕴当是学古之途中“悟”与“练”的张力。 在董其昌看来,不同的书家有或生或熟之不同,书画之间亦有所不同。他说:“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生外熟。”“字须熟后生”强调的是书法的“生”,“画须生外熟”强调的是绘画的“熟”。 事实上,无论书、画,生、熟相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推而扩之,这个道理又不限于书画。董其昌的好友陈继儒有云:“治国家有二言,曰忙时闲做,闲时忙做。变气质有二言,曰生处渐熟,熟处渐生。”人生修为的过程亦是生而熟、熟而生,而其义谛亦当不离领悟与实践的相即相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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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估价:500,000 - 800,000 人民币 起拍价格:500,000 人民币  买家佣金: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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