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高26cm 质地墨色:铜鎏金 其他描述:来源:1、原法国巴黎20世纪早期私人收藏。(Descended in the Family of Jacques Tindel and Monsieur and Madame Alphonse Franck, Paris, early 20th Century) 2、美国 iGavel拍卖公司,2010年10月29日,成交价 $ 1,530,000.00 3、 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11月26日,中国重要瓷器及工艺品,LOT 3107,成交价 HKD 10,840,000 宣德宫廷边景昭,金刚身妙胜妙宝 金刚手菩萨因手执金刚杵而得名,是大势至菩萨的忿怒化现,与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合称“三族姓尊”,分别代表“伏恶、慈悲、智慧”三种特质,也是八大菩萨之一(观音、弥勒、虚空藏、普贤、金刚手、文殊、地藏、除盖障)。另外,金刚手菩萨属金刚部,常侍卫于佛,具有除恶降魔的广大神力。 在藏传佛教造像中,金刚手菩萨有忿怒相,也有寂静相。目前,我们只发现明代宫廷造像中有寂静相的金刚手菩萨造像。事实上,明代宫廷造像自永乐时期就已改变了许多忿怒形造像的原有面貌,这是汉地传统文化主导的结果,同时也符合当时汉地佛教的教化方式。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公元1368~1398年在位)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与西藏各大教派在政治上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明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公元1402~1424年在位),朝廷对西藏的分封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使其对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更具针对性。同时,为能更好地实行宗教笼络政策,永乐宫廷特设造像机构(佛作,隶属御用监)制作藏式佛像,主要用作赏赐和馈赠西藏的重要宗教人士及皇帝观修之用。宣德时期(明宣宗朱瞻基,公元1425~1435年在位),社会发展稳定,君臣及各地方之间关系融洽,造像规模及数量明显小于永乐时期。总体上看,永宣宫廷造像的艺术灵感融合了尼泊尔造像、东北印度造像及中原造像等多元艺术风格,风格特征鲜明,刻款样式标准,造型设计完美,展现出一种精致而典雅的新型艺术气象。普遍认为,永宣宫廷造像是金铜造像艺术的巅峰之作,不仅体现了当时金属冶炼和铸造技术的高度水平,而且更多是对宗教、艺术、历史及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性意义和价值。早期永乐宫廷造像体态优美,气质高雅,表情甜柔,装饰繁缛。其局部特征带有较多的尼泊尔造像艺术遗风,莲瓣细长饱满,劲健有力,尖部卷成三颗圆珠状。后期永乐宫廷造像体态平稳,面庞饱满,汉人特征明显;造像规格也有所增大,高度约在25厘米上下,莲瓣较为宽肥,带卷草纹。而宣德宫廷造像承袭了后期永乐造像的艺术风格,体态更为饱满,高度多在25厘米以上;面相宽平,衣纹质感强烈,汉化特征明显,尽展汉地传统艺术特色;莲瓣更加宽肥,卷草纹饰复杂,立体感明显。 此尊造像头戴弯月形宝冠,束发高髻,发丝清晰,顶饰摩尼宝珠。耳上扇形冠结横出,耳际处宝缯呈U形上扬,两绺余发披搭双肩。耳珰上部为圆形,中心为八瓣花形式,下部有花叶,制作工艺精细。面庞饱满,白毫凸显,眉眼细长,鼻直而适中。唇部线条写实,双唇微微抿起,嘴窝凹陷,表情呈和悦之相。身材匀称,胸部高挺,腰部收束,腹部线条十分柔软。身着菩萨装,两肩帔帛绕臂翻卷之后自然垂落。衣纹呈三层皱褶,写实而富于变化,显得自然流畅,是明代宫廷造像的惯用手法。四肢佩戴钏镯,胸前饰珠宝璎珞,极为华贵。这种璎珞的布局样式也同样用在由璎珞编织的腰带上,体现了皇家造像的高贵与气派。菩萨跏趺端坐,左手结期克印,右手擎金刚杵,为金刚手菩萨的重要标识。束腰式仰覆莲座造型高大,上下沿各饰连珠纹一周,座面镌刻“大明宣德年施”六字款,没有采用当时汉地传统的倒书格式,是为顺应藏族民众从左至右的读写习惯。莲瓣宽大饱满,饰三朵卷云纹,对称分布。原封底,封底盖上刻有精美的十字金刚杵图案,周边可见均匀分布的剁刺和封护时所用的朱砂。整尊造像造型生动,姿态优美大方,工艺技法精湛,艺术风格成熟,金色饱满悦目。不论在艺术风格、形象特征,还是在图像模式和表现手法上,皆展现出一种创新性的样式,同时也展现出明代宫廷造像艺术的精致与典雅,为明宣德宫廷御用监佛作作品,存世稀有,弥足珍贵。 据专家统计,目前发现的永宣宫廷造像题材约有三十余种,明显少于藏传佛教造像的题材数量,但这些题材多被藏传佛教各大教派共同信奉,对当时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处理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此类造像也为汉藏佛教造像艺术增添了新的艺术气象,被视为最珍贵的金铜佛像种类。目前存世的永宣造像国内外共有400余尊,分别被世界供奉或收藏在喇嘛庙、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而在这现存的400余尊永宣造像中,大部分为永乐时期造像,宣德时期造像约占其中的十分之一,带刻款者则更为稀少。 在冯?施罗德对西藏庙宇藏品作大规模的探查过程中,只发现三件属宣德时期的铜像。这个数量似乎与明初官方文献鲜有提及宣德年间馈赠佛像给西藏寺庙高僧的状况吻合,亦与永乐朝频繁和大量的馈赠大异。馈赠数量的激减亦侧面的表明汉藏民族友好关系的不断稳定,以及北京作为政治及宗教统治中心的确立与稳固。永宣之后,虽然宫廷造像销声匿迹,但其影响却成为明代宫廷造像艺术传承的粉本与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