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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御制白玉蹲龙钮「八征耄念之宝」「嚮用五福」宝玺 (一组)
北京 北京时间
2021年06月05日 开拍
拍品描述
尺寸 2.6×2.6×5.2cm;2.6×1.65cm
创作年代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著录: 1.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宝?》,乾隆一册 2.巴黎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乾隆朝玺印谱《光涵星斗》 3.皇史宬印谱,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贰第六册乾隆卷二》,紫禁城出版社,第141页 印文「八征耄念之宝」「嚮用五福」篆书
备注:
1.北京保利2011年秋拍Lot4981
2.主玺「八征耄念之宝」钤用于宋画:赵昌所绘《南唐文会图》

八征耄念?自强不息
五福颂成?十全功具
乾隆一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此间中国社会在封建体系下达到极致,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中国清朝政府统一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台湾,奠定了如今中国的版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这一盛世风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同样在乾隆御用玺印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乾隆皇帝的御用玺印数量巨大,用材多样,再加之乾隆皇帝对御用玺印制作的重视和参与,使得其御用玺印呈现出强烈的时代和个人特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隆盛世宫廷典制和艺术水平,同时也是研究乾隆皇帝本人思想及文化生活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乾隆时期的皇帝御用玺印,具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的特点,其时印玺的制作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规定:由造办处奉旨领取铸宝所用材料,由钦天监选定开工吉日。在造办处领取制宝材料之前,经报批审核。从故宫所存宝样推断,礼部依据成例,奏报所要制作的宝玺,以征得皇帝的批示。然后由造办处用纸、木、绢或蜡制成印样,手写宝文,呈请皇帝御览。最后经皇帝同意后,再由礼部主办者发印样于铸造机关,依印样铸造或镌刻。接着,造办处依据宝样铸刻印体,待纽制、整形、磨光、兑验完成后,存入广储司银库以待镌字。镌字时,由钦天监依皇历选择镌字吉期,由礼部奏报批复。届时,宝样送至内阁,在内阁大堂行礼后,由镌刻人按内阁翰林院预先撰发的宝文镌刻。完成后,随即收存内阁大库。从清代印玺的审批及制作程序来看,制作手续繁杂。从文照的拟撰、执行,到宝料的领取、查验、保存,再到宝玺的制样、篆文、镌刻,每一步都极费周折。可以想见整个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得以完成。由于印玺是体现皇帝身份的重器,制作时经手的部门需层层把关,不得有毫微疏忽,从用料、文字、纽制各方面都要求高水平、精工艺,因此每一件都堪称精品。
据《乾隆宝薮》及现藏实物来粗略估计,乾隆帝一生所刻制的玺印数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多达一千八百余方(所谓“宝薮”,即皇帝御用玺印的印谱,是将皇帝御用玺印收集钤盖,装订成册,以流传后世。在清代以前并无“宝薮”之名,也末见有将皇帝玺印制作印谱的记载。“宝薮”一词应是乾隆皇帝的发明,《宝薮》的制作也应发轫于乾隆时期),如此组御制白玉龙钮「八征耄念之宝」、「嚮用五福」宝玺即为其中极重要、极具代表性的一例。
玺始出于周,到了周朝才有玺和印之分,皇帝用的印叫玺,而臣民所用只能称为印。《史记·秦始皇本纪》言:“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玉玺。”李商隐《隋宫》诗:“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故而有:“宝玺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之说。关于此组宝玺的关系,清高宗御制诗文《八征耄念之宝联句有序》中言:引之嚮用,副以健行,即引首曰嚮用五福,副章曰自强不息,此组宝玺即为“八征耄念之宝”组玺中的主宝和引首。主宝玺方形印身呈正方形,切方规整,蹲龙钮,白玉质地温润细腻,通透无瑕,镌篆书「八征耄念之宝」,印风整饬,线条优美,布局疏朗开阔,而又不失其形;其上圆雕一蹲龙作钮。龙蹲身,头高昂,凸鼻阔口,龙角后倚,眉发浓重俊逸,面部雕琢细致,龙爪坚实有力,肌骨饱满,身形矫健,尾部弯曲上扬贴于背部,姿容挺拔立于印台之上,神态机敏,形象威严,雕琢精细,打磨抛光一丝不苟,充分展现了皇家制器寻常难以企及之恢弘精湛。
引首玺长方形,同样雕琢蹲龙纽,与主玺一致,材质通灵细致,形制规整,,篆书印文「嚮用五福」。郭福祥老师认为:“此“八征耄念之宝”和“向用五福”两方宝玺是乾隆五十四年为庆祝自己即将到来的八十万寿而特别制作的。二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记录。将宝物与《宝薮》对比,无论是印材的质地、大小,还是印文的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著录相吻合,可以确定二玺为乾隆时期的真品。”(——引用自《郭福祥:关于乾隆帝「嚮用五福」「八征耄念之宝」组玺》,2011年北京拍卖图录);另笔者通过比对研究发现,除《宝薮》外,此组印玺还著录于巴黎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乾隆朝玺印谱《光涵星斗》和皇史宬印谱,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贰第六册乾隆卷二》,紫禁城出版社,第141页中,著录清晰。
乾隆帝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自觉地利用儒家思想塑造自己,一生博览群书,好学不倦,其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在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反映,同样,在其宝玺中亦有充分的体现。他的许多玺文就出自经史典籍,或取自历代名篇中的佳句。此二印文皆出自《尚书.洪范》:武王克商后,向箕子请教天道之义,箕子便以洪范九畴相告。这洪范九畴分别为“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极”。乾隆认为箕子所陈洪范九畴是“万世帝王制治之源……无一不关于为君者之一身一心”。
有证据表明,乾隆皇帝对《尚书》是非常熟悉的,对于此印文的意义,乾隆特地撰写《八征耄念之宝记》来解释:
予年七十时,用杜甫句,镌古稀天子之宝,而即继之曰犹日孜孜,不敢怠于政也。蒙天眷佑,幸无大陨越,于兹又浃旬矣。思有所以副八旬开帙之庆,镌为玺以殿诸御笔,盖莫若洪范八征之念。且予夙立愿,八十有五,满干隆六十年之数,即当归政。今虽八十,逮归政之岁尚有六年,一日未息肩,万民恒在怀,庶征之八,可不念乎?念庶征即所以念万民。曲礼,八十曰耄,老而智衰之谓。兹逮八十,幸赖天佑,身体康强,一日万几,未形智衰,不可不自勉也。如至果不能自勉,则亦不敢旷职以待六年之期,何则?坛庙之祀,不可不躬亲;雨旸之时,不可不常验;中外之政,不可不日勤;民物之养,不可不心存。苟失其一,丛脞随之,则吾岂敢。是则耄而敬念庶征,仍古稀犹日孜孜之意也。亦五福五代堂之说,所谓皇极敛锡之志也。亦即近读洪范着论,所谓六极中不能去其三曰忧之义也。夫汉唐以来,古稀天子才得六,六之中,至八旬者,才得三,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称贤,其二则予所鄙也。即元世祖,亦未如予之五代同堂,是予沐昊干鸿贶为独深。而予之所寅承锡羡当何如?亦曰体天爱民,诚心勤政,与洪范五之敛锡,八之念征,九之三忧,孜孜惕惕,日进无疆云尔。予之子孙,能心予之心,政予之政,惕予之惕,忧予之忧,或得仰邀天眷,有年至七旬八旬者,继用此宝,则又我大清国亿万斯年无疆之庥,所不敢必而深愿者也。是为记。
乾隆帝逢十万寿制作宝玺以为纪年的做法是有例可循的。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随着康熙在位六十周年和七十圣寿的临近,康熙打算刻制一通用小玺,命内廷翰臣拟文,皆不称意,于是乃自定“戒之自得”四字,刻成小玺多方。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在圣寿七十时,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和“犹日孜孜”玺,在纪年圣寿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不敢怠政的想法。而到了八十万寿,必然更加重视。可以说,“八征耄念之宝”组印的刻制既是对八十万寿的纪念,也是乾隆帝对自己的戒勉,更是对清代万世昌盛的希冀。藉玺儆惕子孙,希冀子孙效仿自己,敬天命,念庶征,怀万民,以长治,保久安。
除主宝之外,本组中作为引首的「嚮用五福」玺对乾隆帝来说同样意味深长。“五福”于九畴中排第九, 具体爲“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宋蔡沈注爲:“人有寿而后能享诸福,故寿先之。富者,有廪康宁者,无患难也。攸好德者,乐其道也。考终命者,顺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缓爲先后。作爲封建帝王,敬天孝祖、勤政爱民,向爲高举的标榜。乾隆年逾古稀,坐拥天下太平,又得玄孙,乃世间罕有。
颙琰楷书《乾隆御制五福颂册》是书乾隆皇帝四十一年(1776年)所作的《五福颂》全文及序,其文刊载于乾隆帝《御制文二集》卷三十七中。
“五福”合一乃美满人生,上至天子下至庶民,人人欲求,却非人人能有。乾隆皇帝认爲“福由德生”,即“攸好德”乃“寿”“富”“康宁”“考终命”之根源,张载《正蒙·干称所云:“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御制景福宫五福颂(有序)》云:“余以爲寿富康宁及考终命’,皆受之于天,而‘好德’则备之于人余故于攸好德之颂详畅厥旨。然帝王之福乃天下之公,而非一身一家之私,其征自与常人异。诚如所期,信爲备福,余益惟敬修德以迓天庥,而弗敢期必。福何由生?端在乎德新兹景福,爱待即闲。存吾顺事,横渠铭焉。九畴所云,五福冀全。然未敢必,敬俟天恩。”适逢八十万寿,乾隆帝五代同堂,自认其统治时期国家安宁,百姓富足,实现了《五福颂》中五福的意愿。当时清宫中常有皇子及大臣们书写此文,如嘉庆皇帝颙琰做皇子时就曾楷书乾隆御制五福颂册。
此组玺中所缺副宝印文为“自强不息”,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隆御制诗文中曾多次提到关于此宝之情况。如:“自强不息重铭志,归政乾乾待丙辰。”其注云:予即镌“八徵耄念之宝”,后副以“自强不息”,亦犹七旬时刻“古稀天子之宝”, 副以“犹日孜孜”,皆铭乾惕之志也。 ”虽然乾隆帝在宁寿宫各殿及花园建筑名称中强调他的归政思想,但他实际根本就没有去住,他对隐逸生活是 克制的。乾隆不仅在禊赏亭对面修建了抑斋,表示自己不会沉湎于江湖之中。 乾隆《遂初堂有咏》诗 中有“周书称初服,勤政要始终”句,表明他的“遂初”和“倦勤”和归隐与文人隐士的归隐有本质的区别,乾隆帝之所以要选取这两方宝文与“八征耄念之宝”相配,就是要表明他在归政之前不敢稍存懈怠,以天下百姓为念,孜孜求治,勤于政事的意旨。
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案》上载,此组宝玺制作于乾隆五十四年,是为庆祝来年乾隆八旬万寿而制,这场万寿庆典异常隆重,从两年前就开始筹备。对于象征自己治国理想的这三方宝文,《档案》中言: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员外郎大达色、催长舒与、笔帖式福海来说:太监鄂鲁里交清白玉三块,上书做引首宝墨迹,随引首宝纸样三张,三方一分刻字本文八分。内引首系‘嚮用五福’,宝系‘八征耄念之宝’、‘自强不息’。单宝二方,本文二件,内一件系‘五福五代堂八征耄念宝’、一件系‘八征耄念之宝’。传旨:发往苏州照样成做三方一分引首宝八分,单宝二方。要急,做得一分即先行送来。钦此。青白玉三块,系启祥宫交出,内一块中三十四斤、一块重二十斤、一块重四斤八两。于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将苏州送到青白玉引首宝八分,单宝二方,呈进交懋勤殿讫。”从这条档案可知,仅这一次就制作了八征耄念之宝组宝八套之多,而且工期只有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可以想见乾隆帝当时急迫的情状。很显然,这是专门为其八旬万寿特别准备的,必须要按时完成。而这两方宝玺就是这一次制作的八套组宝中的一套。
时隔两个月,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活计档记事录即记载:二十四日将苏州送到......刻嚮用五福 八征耄念之宝 自强不息青白玉引首宝八分(每分计三方),如此神速的进度,如此质量的出品,这两方宝玺定是由当时制作御用宝玺实力最雄厚、技艺最出色的苏州工匠完成,尽管工期短,催之甚急,但雕刻却一丝不苟,精准到位,显示出制作者娴熟的技术和高超的水平。
1790年对乾隆帝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不仅其在位已经五十五年,而且将要迎来他的八十寿辰。按照惯例,每到纪年逢五,即是所谓的“正寿”之年,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在乾隆帝看来,纪年五十五年又恰逢八十整寿,实与天地之数自然会和,是昊苍眷佑的结果,值得大庆特庆。因此,早在两年前,乾隆帝就开始了对庆典活动的筹划,包括御殿受贺的地点、规模、各地及藩属国万寿贡品等等。而制作相应的宝玺则是活动筹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乾隆帝自己也屡次提及八征耄念之宝的制作情况。“予因来岁八旬正寿,镌八征耄念之宝,冬仲即已镌成,于立春吉日遂行钤用。”“予与上年长至月,因开岁寿跻八袠,思复镌玺以资钤用,宜莫若洪范八征之念,命选和阗良玉,刻为八征耄念之宝。盖予仰荷天庥,康强犹昔,而勤政爱民,固不敢一日不自勉也”。可知最早的八征耄念之宝刻制于乾隆五十四年冬天,质地为和阗玉,并于第二年的立春日开始钤用。可以想见,此套白玉蹲龙钮「八征耄念之宝」「嚮用五福」宝玺,昔日共装紫檀春格内,置放于三希堂,待乾隆皇帝鉴赏书画后以备应用之情景。
参考资料:
1、《郭福祥:关于乾隆帝「向用五福」「八征耄念之宝」组玺》
2、清史 编 年-干 隆 朝[M].北 京:人 民 大学出版社,2000.
3、《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庆典》
4、《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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