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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拍卖首页 > 广州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 百年珞珈 > Lot 125
钱恂（1853-1927） 中俄界约斠注手稿
北京 北京时间
2020年10月16日 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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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质地：书籍?水墨纸本?
形式：25×14 cm.?9 7/8×5 1/2 in.?约0.3平尺
尺寸：注：屠密旧藏。屠密，字仲慎，江苏武进人，曾任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教务主任。
共计一册108页。
描述：著录：部分著录于，《中俄界约斠注》，上海醉六堂印行，光绪廿年三月。
出版：简介：钱恂（1853-1927），字念劬，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曾随薛福成出示英、法、意、比等国。历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考察宪政大臣、出使荷兰大臣、出使意大利大臣，后参加光复会，辛亥革命时出任湖州军政分府民政长，后为参政院参政、大总统顾问、浙江图书馆馆长等职。

帕米尔古称葱岭，位于新疆西部，由天山、昆仑山、喀刺昆仑山、兴都库什山交汇而成的一片高原。自汉以来，均属中国。1876年沙俄吞并中亚浩罕汗国后，蓄意侵吞帕米尔。1881年(光绪七年)沙俄提出占领帕米尔部分地区要求，为清公使曾纪泽拒绝。后在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中竟将帕米尔西北部划入俄境。1888－1889年，沙俄派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潜入帕米尔东部地区窥探后，决定予以占领。遂于1891年7月派兵入侵，清政府提出抗议，沙俄外交副大臣承认“是其错误”。次年，沙俄上校伊鄂诺弗率领1500余人再次入侵，拘禁清政府守卡官兵，强占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英国对此也垂涎已久，遂照会俄国，指出“还不能证实”帕米尔应属俄国。俄国决定为此与中、英两国进行谈判。清政府令驻俄公使许景澄据理要求俄国撤兵，俄军却赖着不走。中俄谈判年余，毫无结果。与此同时，沙俄与英国却在伦敦进行谈判，非法私分帕米尔。1894年春，中日战争逼近，沙俄乘机向清政府提出在帕米尔维持现状的照会，清政府复照同意，但声明并非承认沙俄所占领土。俄方亦表同意。1895年3月11日俄、英竟私自互换照会，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土地加以瓜分。清政府闻讯，分电许景澄与驻英公使薛福成提出抗议，并坚决声明不予承认。迄今此案仍未解决。
此为钱恂代表作《中俄界约斠注》完整文稿，系其清末刊行的该书底稿，为非常少见的钱氏完整著作手稿。此作因中俄帕米尔交涉而编，汇集有清一代自康熙二十八年至光绪十二年中俄双方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期待有裨于中俄边界交涉，是现实指向非常明确的著作，兼具文献史料价值。具体包括《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东界约记》《重勘珲春东界约记》《恰克图条约》《伊犁界约》等一系列中俄界约。稿本有本款，在编排和内容文字上与刊行本有较大出入，如发凡和目录在二版本中位置前后互换，稿本中《天津条约》内容合并在《北京条约》内讲述，而刊行本则分开论述，稿本中附属说明类似尾注而刊行本改为插入正文，以及刊行本完善了文字规范等，可见系此书的早期版本。1892年俄国违约悍然出兵强占帕米尔，沙俄出兵侵占新疆帕米尔地区后，驻俄公使许景澄作为清朝代表与俄国谈判，在此期间，钱恂则奉命前往帕米尔一带查勘边界地形，并参与整理边界地形图。钱恂在接触到了多种中外地图时，以此为契机将这些资料作为参考，撰写出了《中俄界约斠注》。在钱恂看来，中外交涉以俄国为第一强邻，而中俄交涉又以界务为第一要义。可以说，钱恂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初露头脚。许景澄在《致总理衙门总办函》中对钱恂评价颇高：“该员素长考据，近于西人各图说，颇能尽心钩索，萧何得秦图，具知天下扼塞，固不在身历其地也。”
后来有众多学者以及驻俄公使许景澄自己在在总结帕米尔交涉问题时也强调：一方面，清政府后期国力不强是许景澄不能解决帕界问题的根本原因。近代国际关系盛行以力制胜，弱国无外交。虽然许景澄坚持按约办事，争取到两国“互不进兵”，但客观上部分利权流失。究其原因，则在于对手依据公理的技法或许与他相当，但依靠强权的实力却远过之。所以，一旦对方超越公理的范围行事，他便一筹莫展，无计于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彼此两不进兵，盖尚为未了之案也。中国内政涣弛，又不致力兵备，致为外人所轻，使事一无可为。”
二方面原因：清政府缺乏精确的地图以及对边疆概念模糊，也是许景澄未能最终解决帕界问题的重要因素。“总署初意帕米尔在中国界外，但主自保华境，听英俄之自斗，但不知中国卡伦何年札出。”虽然许景澄在边境谈判之初，就认识到“辩论地界，非图不明”然而即使这样，来自国内的地图总是难如人意，许在交涉了一年多后才接到陶模来自新疆的一幅地图，虽“边隘形势亦颇鲜明”，但“边外迤西，则方向不甚准合”，对于交涉至关重要的“大小帕米尔一带尤有舛误。”许在谈判初期，不仅得不到来自国内的根据和支持，反而频频被总署询问某地在某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只能花费较多的时间查阅他所能找到的西方地图，考证核实。他的考证为他在谈判中提供有力的证据，增强了说服力，但研究地学不仅花费了他大量的心血，而且影响谈判的进展。为清楚地了解帕米尔地形地貌，他和钱恂等一批同僚查阅了大量西方地图，编成《帕米尔图说》和《帕米尔图叙例》，以及钱恂的《中俄界约斠注》。对此，时任总理衙门总办的奕称赞说:“出使大臣许景澄、钱恂等收集英俄法德图说，十余种，详稽博考，订成一图，益为赅备”为后人解决帕界问题留下了诸多借鉴。由此可见，当时清政府时期《中俄界约斠注》、《帕米尔图说》等一批重要勘界文献对于当年解决边界问题以及外交争端的重要性。今天再来回顾这段历史，虽然略有遗憾，但仍能警示后人。
边疆史地之学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发端于清代嘉、道之际。最初，一些传统士大夫怵于“俄患日亟”之情形，遂以研究边事相号召，且尤重西北边疆，由此形成了“西北史地学派”。彼时，相关边疆史地著述如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有意将蒙古、新疆、西藏等历来被视为“荒遐之地”的历史纳入“国史”范畴进行书写，建构了一个“大一统”的知识谱系。这表明，边疆史地之学自生成之初即为一种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经世之学”。迨至19世纪中后期，中国北部、西北与西南边疆的领土多有丧失，划界争端应接不暇。因应时势，一批探讨陆地边界问题的专论先后问世，较有影响力者如钱恂的《中俄界约斠注》、许景澄的《帕米尔图说》与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等著述，大抵具有类似的问题意识，即通过对争议国界的考察，服务于清廷的对外交涉与边界谈判需要。大约同一时期，因东南海疆危机加深，一些传统社会的知识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寄情于海防地理著述的编撰或刊刻，旨在以自身之谋断为国家所采择。毫无疑问，无论是“筹边”的边界论说，还是“筹海”的海防思想阐发，这一时期的知识精英已将自身学术旨趣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希冀藉边疆史地之学以有补于“制夷”。

作始也简，其成也巨— 武汉大学百年记忆
“治术以培植人材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湖北地处上游，南北冲要，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
—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二
张之洞向朝廷奏陈《设立自强学堂片》
??晚清教育制度承袭元明清三朝之官学体系，形式虽完备，所授经纶却空泛陈腐不切实用，更无力直面国门为列强遁开后，中国社会所受西方文化教育的挑战。在此情形下，洋务运动后各地洋务学堂应运而生，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经济中心逐步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文教中心也随之逐步南移。清末，晚清重臣张之洞督鄂十八年，推动了湖北武汉的政治经济军事近代化，也促成了文教近代化，构建了领先全国的文教体系。此举使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文教中心，“各省考查学制者必于鄂，延聘教员者必于鄂，外省学生负笈远来者尤众”，客观上也为辛亥革命在武昌的爆发提供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人才支撑。
??1892年，张之洞批示铁政局设博学堂，拟名“自强书院”，专习泰西方言（即外国语言学）、格致（即工学）、算学、商务，指令“务期明年学规整齐严肃，以期多得博通经世之才”。经一年筹备， “自强学堂”于1893年秋正式成立，校址位于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张之洞创办新式“自强学堂”，为的是满足洋务事业急需，诚如《清史稿》所说：“大抵此期设学之宗旨，专注重实用。盖其动机缘于对外。故外国语及海陆军得此期教育之主要，无学制系统之足言。”从1893到2020，从大朝街口到珞珈山畔，百年武大的光荣历程，自“自强学堂”起正式拉开序幕。
如今武汉大学之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其首语“自强”，便引出自“自强学堂”之校名。自强学堂提调程颂万曾“大课自强学堂诸生”，后编辑成集，题名《强学编》，开宗明义云：“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礼曰：庄敬日强，安肆日媮。又曰：知困然后能自强。盖必沉潜义理，以治心身，然后可以蕲其用于家国。南皮公设学，非徒欲仿人之强以为强也，学者宜知所儆焉。” 程颂万深获张之洞设学兴教之旨——非徒欲仿人之强以为强，而当求 “自强”。而后武大学人发扬此一精义，日进不已。
尔后，历经世变，自强学堂一度更名为“方言学堂”，宣统三年（1911）又遭停办。次年武昌起义枪响，民国二年（1913）中华民国成立教育部，将全国分为六大学处，武昌学处（辖湖北、湖南、贵州等省市）以湖北“方言学堂”为基础，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为民初全国六大高等师范之一。1923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更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又更名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底，国立武昌大学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及私立文华大学等校，共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第二中山大学。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主持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组，国立武汉大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国立武汉大学从学校筹办到正式建立，刘树杞、李四光、王世杰等最初几位校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第二任校长王世杰，国立武汉大学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当时国内知名的学府，并赢得许多的赞誉，这与王世杰的办学理想与胸怀气魄有很大的关系。王世杰关于武大 “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表示“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而此行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正是在他的任上，国立武汉大学确定新校址，在珞珈山上修建全新的校舍，筑巢引凤，又吸引了一批一流的师资，包括王星拱、周鲠生、皮宗石、任凯南、胡光廷等。1932年，武汉大学正式迁入珞珈山新校舍，今日武大之风姿雏形终见。1938年武大西迁乐山。抗战胜利后，武大于1946年回迁珞珈山。回眸过去，筚路蓝缕，励精图治，玉汝于成。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学持续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整体实力明显上升，如今已赫然堪称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
1932年胡适曾到武大讲学，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样一个大学，地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看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 一个多世纪前，自强学堂披荆棘，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在黑暗的封建统治末期，点燃了兴办近代教育体系的火炬。一百多年后，武汉大学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的精彩华章，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百年武大，名师荟萃，英才云集。武大学人笔稿墨迹，正是见证了武大百年精神的鲜活注脚。
武汉大学名人手迹跨越清末、民国、新中国三大历史阶段，均为每个历史阶段的重要文献，透过一座大学的智者文献，讲述中国过去百年三重历史故事。所谓“星群闪耀”，是指从19 世纪末张之洞创立自强学堂起，武汉大学在每个重要历史阶段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外交家、法学家、工程师、理学家——他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与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相互交织影响，努力探索救亡之方、富强之路、发展之道，这不仅是一座大学的故事，也不仅是某段历史的故事，而是百年现代中国的缩影。
武汉大学名人手迹，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清末民初自强学堂提调手迹；武汉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在张之洞主政期间积极探索求富致强之路，两任提调调钱恂、程颂万手迹是清末中国在外交、教育、工业、社会民俗方面探求变革的重要见证。
第二部分为1938 年前后，武汉乃至中国至暗时刻，武汉大学名人手稿、书信、电文、日记对这段历史有三重见证。政治层面，1938 年，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进入至暗时刻，武汉大学与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西迁乐山。这批重要文献即发生在1938年前后中国历史命运大转折关口，既有1938 年9 月17 日-1941 年9 月18 日胡适担任大使期间,与武大校长王世杰及蒋介石等人的沟通汇报之电文、信札(包括由陈布雷转呈之文件数封)——其沟通之频繁、数量之众多、汇集情况之详实堪属罕见，涵盖胡适担任驻美大使始末、胡适会见罗斯福、讨论世界大战之趋势、美援借款、汪伪政权之演变问题、胡适在美演讲词、胡适于美国住院情况、更改密码本等事件。无论历史价值、还是研究价值都弥足珍贵。
艺文层面：至暗时刻艺文思想界的动荡也是理解考察中国时况的重要一环。未发表的1935年《苏雪林日记》，记录了她与鲁迅、胡适、徐志摩、田汉、茅盾、朱光潜、陈衡哲、凌叔华、袁昌英、郑振铎、沈从文等众多名家的交往细节；包括朱光潜著名的《悲剧心理学》《谈美》《西方美学史》《文艺心理学》的手稿都形成于武汉大学，对于了解当时中国艺文界的思想动态意义非常。
外交层面：周鲠生作为国际法学家、外交史家、武汉大学校长，他在此期间写下《外交史》，对至暗时刻中国的内忧外患、内政外交，从学术上进行清理分析，对当时的教育界、外交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部分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历了建设、探索、发展几个历史时期。50年代李达的《矛盾论——中国革命的辩论证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重要理论武器，对于新中国的思想理论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此外，武大哲学系、文学系、历史系、经济系、物理系、数学系重要人物手稿，是见证参与新时期建设的重要的补充。

笔墨宣章 气势憾人
张之洞与儿玉源太郎的交游史证《行书录<东坡志林>》赏析
众所周知，列坐“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张之洞，除却卓绝一世的谋略学识和政行功绩，最引以为傲的便是书法成就。其书法师“宋四家”之苏东坡、米元章，兼融铭文碑刻，笔力遒劲，气势磅礴，深负盛名。张之洞曾有“书诀”，称“即于两字求之，结体求丰，用笔求润”。此《行书录<东坡志林>》，通体自然丰润，笔意开张，正是其书法常见之风貌。
作品录《东坡志林》选段，写苏轼读杜甫诗不解，后至钱塘六合寺中见金鲫逾百年而神采依旧，乃悟子美所言“迟留”之意，更觉此鱼弥足珍贵。文辞似随机生发，平易自然，却行止有序，并无芜词累句，读之意境超然，韵味隽永，可为妙品。文章大意虽在金鲫之珍贵，但其中还暗藏了东坡居士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和博观约取、凡物寻味的审美范式。这种超然的精神境界广为后世文人所景仰追随，张之洞也不外于是。观其面世题作，所录内容多以苏轼诗词文章为主，所书亦不脱苏轼笔墨形神，该巨尺横幅的行书佳作当为同符合契。张之洞写此书，墨饱力足之余力求结体短肥，侧锋横肆不乏厚重朴茂，且行文跌宕起伏又一气呵成，浩然生息即刻顷纸而出，愈加臻于“心手相畅”的书写之境。所谓“观书知人”，世人必定能从中品察到张之洞的性情一如笔法般俊迈豪放又不失圆通老道。这种人物品格若体现到两国邦交上，便显得尤为重要。
甲午战争后，日本改变对华策略，将目光锁定在张之洞这个介于新、旧之间，同时又雄踞东南、制衡朝廷的实力派重臣身上，并于1897、1898年之交派遣官员对其进行游说。张之洞经过精密的统计分析，认为“清国改革制度，莫若师法日本”，从而开始倡导对日军事、教育的考察学习，期间与日本官员保持了友好的关系。1898至1902年，日本提出“兴亚论”，希冀中日两国结成同盟，共同抵御西力东侵。此时的张之洞亦对中俄关系极为担忧，闻悉深表赞同，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日合作的进程。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开辟旅顺战场，在参谋长儿玉源太郎的指挥下大败俄军。而书跋提及的“儿玉仁兄大人”，正是这位被誉为“明治时期第一智将”的儿玉源太郎。此人曾任桂太郎内阁的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台湾总督等重要职务，亦是“明治陆军三杰”之一。如此悍将，自然能引得张之洞注目，赠送手书便成为与之交游的重要途径。此宏幅巨制，笔墨宣章，气势憾人，且以金鲫之稀有喻良将之难得，这些在张之洞看来，正与儿玉源太郎相得益彰。而手书历经百年依旧品相完好，亦足见儿玉源太郎对其珍重万分。此作可谓武将间惺惺相惜的绝佳佐证。
翻阅史料不难发现，文献中并无二者互有交集的明确记载。此作自日本归来，不但起到了补史之功效，还丰富了“清末重臣手书”的内涵及品类，亦能从中窥探张之洞从主战到亲日的心路转变，一卷多得不外如是。如此书、文、史俱佳的作品，在清末中日关系风云变化的背景加持下，市场价值属实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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