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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唐) 「思益梵天所问经」 ANONYMOUS ARTIST IN TANG DYNASTY SUTRA IN REGULAR SCRIPT
香港
2023年10月06日 开拍
拍品描述
手卷?水墨乌丝栏纸
hand scroll; ink on paper
size:25.5×968cm. (10×378 3/8 in.) 约22.2平尺
题签: 唐人书思益梵天所问经。 题识:(文略)思益经卷第二。 鉴藏印:「王潜刚印」、「霍县王潜刚章」、「吉祥海云之室」
说明:「王潜刚印」、「霍县王潜刚章」为王潜刚鉴藏印。王潜刚(1868-1947)字饶生、度公,号观沧海、观沧居士,斋名观沧阁,是为王宾次子,清廪生。安徽霍邱人。曾任北洋陆军司粮官,大总统府军参议秘书,后调任外交部特派安徽交涉员兼芜湖海关监督。其人笃学多才,善诗文,工书法,精鉴赏,富收藏,颇得张謇赏识。 ?是名如来?灵飞幻动 唐代为中国佛教全盛时期,也是写经最为兴盛的时期。根据《续高僧传》及《释氏稽古略》等书记载,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敕法师玄琬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写佛藏经,又于延兴寺更造藏经。贞观九年又敕大总持寺僧智通、秘书郎褚遂良等于苑内写一切经。贞观十一年(637),皇太子李治于延兴寺造一切经。到了晚唐五代时期。佛教是敦煌地区的官方宗教。在百姓中影响甚大。佛经是佛教,佛、法、僧三宝里面法宝的代表。对于佛教徒来说是无比的神圣。 此《思维梵天所问经卷》通篇1万余字,全长九米余长。完整二十纸俱存,首尾卷全,首题尾题俱现,属中国敦煌所出8世纪唐代写本中不可多得之完整品。《思维梵天所问经卷》共四卷,为鸠摩罗什译著。又作《思维梵天问经》,《思益义经》。讲诉佛为网明菩萨及思益梵天等诸菩萨,说诸法空寂之理。收在《大正藏》第十五册。 本卷为中式传统旧裱。经卷为王潜刚旧藏,王潜刚(1868-1947)字饶生、度公,号观沧海、观沧居士,斋名观沧阁,是为王宾次子,清廪生。安徽霍邱人。曾任北洋陆军司粮官,大总统府军参议秘书,后调任外交部特派安徽交涉员兼芜湖海关监督。其人笃学多才,善诗文,工书法,精鉴赏,富收藏,颇得张謇赏识。 清朝末年,古老的中国陷入深重的内忧外患,在风雨中飘摇。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 年 6 月 22 日),正当北京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奋起的民众与侵华的八国联军浴血奋战之际,甘肃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园禄在一个洞窟的甬道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在甬道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个封闭近千年的耳窟,亦即此后大名鼎鼎的「藏经洞」,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编为第 17 号窟。藏经洞中收藏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以佛教经典为主体的大量典籍文书,此外有不少幡、幢、佛画,据说还有一些铜制小佛像等其他文物。典籍文书的文种除汉文外,还包括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等。王道士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一发现,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大学术发现之一,並由此开创出一门属于世界学术新潮流的学问——敦煌学。 藏经洞收藏的汉文遗书虽有60000多号。但由于大多为残卷(小的只有几厘米),故一直有废棄说。按照收藏的绝对量(长度或面积)计算,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量居首,约占汉文敦煌遗书总数的40%;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量居次,约占28%;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量为第三,约占13%;排在第四位的是日本的杏雨书屋;排在第五位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此外,中国、日本等其他单位所藏敦煌遗书的收藏量也很可观。总体而言,虽然敦煌遗书流散于世界各地,但绝大多数被收于馆藏,流通者甚少,如北图敦煌遗书中,文献首尾完整的只占总数2.76%。因此,本件首位俱全的且长度超过9米的卷子无论在公藏体系还是私藏所见都是极其稀珍的。 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角色决定了敦煌遗书和敦煌学的重要地位。古代敦煌不仅是扼守「丝绸之路」的要冲,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亦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和以希腊文化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等古代世界四大文化以及儒教、佛教、道教、景教、祆 教、摩尼教等古代世界六大宗教的荟萃之地。这一特性,原汁原味地 体现于敦煌遗书中,使敦煌遗书如同一座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原生态博物馆。可以说,敦煌遗书对研究中国中古历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之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除了文献内容及文物价值外,对于善美千年的中华文明而言,敦煌遗书中蕴含的书法神韵如今看来或更为民众得以直观欣赏。从汉、魏、晋到唐,中国书法出现了全面的鼎盛时期,汉简汉隶、二王行草、魏碑唐楷等不断变化发展中的书体,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一脉。写经体则与其并轨 发展,既相互影响,又各自独立。 唐代作为我国书法史上的巅峰时期,亦是写本史上的极盛时期,名家辈出,大师云集。府书手设置相较隋朝更加齐全,有「楷书」、「楷书手」、「御书手」、 「写国史楷书」、「群书手」、「令史书手」、「书直」等多种称谓。唐代把写经视为国家大事,从官方到民间佛经抄写活动规模也更加庞大,当时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抄经活动,并在长安有固定的宫廷写经所,起初是虞世南之子虞昶主持,后来是阎立本之侄阎玄道主持,拥有几十到几百个写经生。不仅有专职的写经生,连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的楷书手也多被动员起来参与写经。最广为人知,备受赞颂的唐代写经就是出自「楷书手」,如《灵飞经》、《转轮王》等。这一时期的写经法度又和唐楷一样讲究规范、精准、笔画巨细无遗、结构千锤百炼。以楷书大家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为楷模的正楷书法,强有力地 影响了全社会,周正、端庄、圆润、整饬的楷书形态基本定势,大量的写本经卷由专职抄经手手写,字迹端庄工美,书法造诣极高。受「书道家」的影响,在当时的宫廷之内,无论门下省、秘书省和弘文馆,都统一在同一种风格之下。若对比同时期楷书手的抄经,可以发现,同一时期不同的抄经手的抄经,实际上均令自己的书 写和书风的保持在一定规格之中。这种庄严静谧感,不但来自各种监督影响之下,更是来自写经本身对抄经手书法水平的高要求和指导。如参照上元三年(676)五月十三日,由秘书省孙玄爽所写《妙法莲华经第五》,字迹端庄静雅,结构平正;以及写于上元三年(676)闰三月,由欧阳玄所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写于上元二年(675),由赵玄祥所写的《妙法莲华经卷第三》,虽然所书者不同,但是它们所书的小楷,均见一种接近的书风,其瘦劲有似褚风。可以说,写经体与时代书风 的紧密结合,拓宽了写经体的书法风格。早期的写经体,为了看起来比较醒目易懂,通常都是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一般都是每一行17个字,这种写法对于字数的统计和文字的校对都有好处。在法度上,初期笔画有隶意,横画收笔上翘收笔,捺笔右下按笔微提收笔,都是隶书的影子。一般来讲,左低右高是写经体的总体规律,横画微微向右上方收笔时笔锋回向左上方笔锋自然调整为中锋,竖笔多横笔入锋收笔多回锋,撇、捺多出字形以外,起着整个字型平衡的作用。本品亦然。呈现出唐代极高的书法水平,校之唐盛所行 「二王」书风,更显初唐严劲刻厉的风格。整体楷书字迹匀称舒展,结构平正。走笔轻盈精熟至极,行气一贯,宽处又如磬石横盘,千夫不移。跌宕之气,溢于笔触。可将本品字形与唐初碑版比较,特别是唐贞观七年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两者字形肖似,更无石刻凝滞之气,因此从书法上判断,信为唐初笔意无疑,乃为精好之作,较之后世名家,又不逞多让。 这些书法方面的成就不仅为当时中国一代之风潮,更对周边地区有很大影响。遗墨真迹,万不存一,今人能得观,实之幸事。 综上而言,透过本件,我们不仅可以一窥敦煌遗书这一影响世界的文化大事件的古风原貌,亦可从通卷楷体用笔顺巧的墨色沉稳、一气呵成中感受大唐气息。这种独一无二具备了独特的个人书体风格,又历经千年可谓标本的文物珍品,想必无论何时,都是可遇而不可得的。 敦煌藏经洞所出敦煌写本现绝大多数藏于中国、英国、法国等公藏机构,民间流通者数量甚少,其中首尾完整者更为稀珍,如北图敦煌遗书中,文献首尾完整的只占总数2.76%。本件书法亦精,通卷楷体用笔顺巧,墨色沉稳,一气呵成,既有大唐气息又备独特的个人书体风格,可谓是惜缺的文物,又是独一无二的唐代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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