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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青花描金粉彩番莲托八宝纹贲巴瓶
北京 北京时间
2023年02月23日 开拍
拍品描述
创作年代:清乾隆
尺寸:高25.5cm
题识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拍品描述:贲巴瓶作为藏传佛教用器之一,于乾隆一朝多有传烧,如乾隆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交青花白地奔巴瓶一件,掐丝珐琅奔巴瓶一件,传旨俱交珐琅处,将掐丝珐琅奔巴瓶照样画样呈览,再照青花白地奔巴壶款式变别花样亦画样呈览。」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十八日「……交铜奔巴壶一件……旨着照交出供器俱各画样,再将五供养七供七珍八宝亦画样呈览,准时俱交舒善做木样带往江西烧造磁塔、磁宝瓶、磁奔巴壶……各一对。」于本月二十五日「……画得……镶嵌塔、奔巴壶、甘露瓶、镶嵌轮等纸样各一张持进。」并奉旨要求奔巴壶俱要烧造成对;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九日「……照热河众香楼现供磁七珍八宝、八供养、五供养样各画得纸样一分,并轮塔宝瓶,奔巴瓶纸样各一张持进……奉旨俱交江西照样烧造,钦此。」其后更是多有呈贡,如九江关即曾频繁贡入「白地洋彩贲巴壶成对」(交热河);「绿地金花贲巴壶成对」(交圆明园)等,瓷质奔巴瓶之烧造可谓纵贯整个乾隆时期,这与清代前期对蒙藏的怀柔政策密切相关。 清王朝建立后,尊崇藏传佛教中的喇嘛教为国教,清太宗将「兴黄安蒙」定为基本国策,即一方面用武力扩展势力,另一方面则开始利用藏传佛教的影响稳固政权。崇德四年就曾派人赴藏「延致高僧」。「崇德七年十月己亥,图白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上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至乾隆一朝,其尊奉黄教的目的在乾隆五十七年撰写的《喇嘛说》中表达明确,「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馅敬番僧也。……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为怀柔之道也。」在此认知的基础上,博闻强记的乾隆皇帝以「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并认为想要利用宗教治理国家,需要先了解宗教的底蕴,「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 在此种思潮的引领下,此一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大量生产了各种瓷质的佛教用具,如七珍、八宝、贲巴瓶等,除了作为宫中佛堂供奉之外,也用于赏赐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及佛教寺院。 此器即为其中佳例,造型仿西藏地区寺院内供贲巴瓶形制,端正规矩,形似宝塔,器口呈折腹水盂状,长颈,鼓腹,高足外撇,通体罩施白釉为地,其上以青花粉彩满绘纹饰,颈部绘变形长莲瓣纹,腹部绘缠莲托八吉祥纹饰,纹样绘饰工致考究,极富皇家气息。此式贲巴瓶彩釉诸多,三例黄地粉彩者,其一为上海博物馆藏,见 《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清代雍正-宣统官窑瓷器》,页206,图3-154;国家博物馆同藏黄地粉彩例,详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页140-141,图94;其三录于《中国瓷器庄绍绥收藏》,香港,2009年,图版112;景德镇陶瓷博物馆藏松石绿地粉彩者,载于《江西藏瓷全集-清代(上)》,页190。除此外放上居旧藏粉地例,后售于香港苏富比,1981年5月20日,编号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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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估价:800,000 - 1,000,000 人民币 起拍价格:800,000 人民币  买家佣金: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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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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