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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1927) 行书
北京 北京时间
2022年09月12日 开拍
拍品描述
尺寸:49×32 cm. 约1.4平尺
材质:纸本水墨
形制:镜芯
康有为,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人 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 『释 文』 仁以安人,义以正我。 『款 识』 繁露康有为。 『钤 印』 康有为印(白文)、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朱文) 『出 版』 《百年翰迹》,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 清末教育改革的启动 鸦片战争后,在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国被迫开启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开眼看世界,参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与世界现代化的大潮融为一体,但“欲识各国情形,必先谙外国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为了不受人欺蒙和维护国家利益,也迫切需要翻译人才。1861年,恭亲王奕新获准在京师设立同文馆,以培养语言人才,次年6月开馆。随后,上海方言馆、广东方言馆相继开学,修业三年,是为近代学堂发展之噶矢,拉开了洋务教育的序幕。随洋务运动的深入,洋务派又创办了一批新式的技术专业学堂和军事学堂。 甲午战败,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但洋务教育的意义不可抹杀。洋务教育效法西方采取班级授课,按专业分科教学,以教授西文、西艺为主,以实用和为现实服务为直接目的,代表了近代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70年代之后,洋务运动把教育与国家的富强联系起来,所创办了一系列技术型学校,培养近代中国了第一批技术型人才,对于破传统教育的图图,改变“重义理,轻艺事”的学习风气,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但洋务教育并没有开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行程,这是因为洋务教育缺乏统一的学制体系和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它们多根据实际需要而临时创办,招生就学没有定制,时断时续,没有建立起递进式的学制体系,生源常成为洋务教育的掣肘,洋务派试图招收生员入学,而生员志在一官半职而对技术教育则不感兴趣。新式学堂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在京师则隶属于总理衙门,在地方由督抚统负责,各自为阵,互不隶属,封闭性很强也不稳定,督抚的升迁离调,就很可能决定一个学堂的命运。 洋务教育首次引进“西学”、“西艺”并大都由洋教习传授。这些洋教习将本国的教育模式、教学内容照搬到洋务学堂,不管有用与无用,一概移植,我们可以从洋务学堂的课程表上,冠冕堂皇地看到各式各类的新名词,但这些课程到底于中国之实际有多大裨益,却少有过问,学非所用是常有之事。 甲午战败,洋务派自强求富的理想破灭,洋务教育也暂告一个阶段。“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之役始也”。继洋务派之后,维新派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为教育现代化的启动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维新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曾而苦修八股文章,醉心于科举考试,而饱历其中坎坷曲折,这使得他们对八股取士的危害有了切肤之感,康有为在追寻甲午战败的根由时说到:“甲午之败,败于八股”。因此,他们提出:立废八股、改用策论,冀养人才一。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帝于1898年6月23日毅然下诏:“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 维新派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他们不满足于洋务教育中几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着眼整个教育体制的除旧布新。其一,规划三级学校体制。梁启超在1896年的《变法通议》中提出:“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康有为提出了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府设大学,京师设京师大学堂的学制设想。其二,倡设新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所以积极提倡义务教育,呼吁广立学堂,让6岁以上儿童均能入学。同时维新派还积极推动女子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的发展。 康梁的教育变法 康有为、梁启超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近代国家和社会转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百日维新虽然过程艰辛曲折、波谲云诡,但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国家、社会转型,加速了国家的近代化进程。民国草创之后,为了建立适宜的国家体制和政权模式,他们又做出自己的设计构想和实践努力。这对师徒,在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道路上,他们的观念并非完全一致,时分时合,这既反映近代学人在社会与文化转型中复杂的思想与生存状态,也展现了他们的勇气和担当。对他们教育思想的异同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今天看来依然不乏借鉴意义。 变革动力 康有为、梁启超在发展近代中国教育的动因和路径上,看法基本一致。他们认为发展近代新式教育、培养新型人才是晚清政权摆脱落后局面、恢复王朝实力的根本途径;二人倾向于向后起资本国家如德、俄、日等国学习,认为这些国家的近代化经验比较契合当时晚清王朝的后发状况。百日维新以后,个人的阅历与观念的变化,二人的想法、做法出现很多不同,思想观念的歧见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差异加深,在发展近代中国教育所应秉持的宗旨、儒家思想的地位和近代教育侧重发展方向等方面都出现重大的歧异。 晚清时期,康有为和梁启超已然了解向西方学习和发展新式教育的重要性。在上光绪帝书中,康有为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指出晚清政治的危难局面和中国传统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变革传统教育的基本思路。近代教育的变革动力问题,梁启超同样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国家要实现近代化转型,成为工业化的新兴国家,根本途径在于政治运行体制的变革和新型人才的培养。 对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近代化的存在问题,梁启超认为主要集中在新型人才培养和外国师资的引进上。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选择上,康有为比较主张向德国、俄罗斯、日本这些后起的国家学习。梁启超和他的老师一样,也倾向于向俄、日等后起国家 学习,认为俄、日等国的富强经验对于后起的晚清王朝更具借鉴意义。 变革内容 康有为、梁启超是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观点很多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危难局面而产生,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鼓励新学和宣传学习西方上,他们凭借的媒介依然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他们根据自己对时局的观察来倡导变革,但对西学的具体分科和学习内容,他们缺乏清晰的“边界”,很多时候只知道“笼统”方向,缺少细致、系统的把握,有些方面甚至不如早期维新派、洋务派的官员和士人。 1895年《上海强学会章程》的阐述,体现了康有为对西的认识。他强调学习西方文化,翻译各国书报尤为重要,认为西学的一些学科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共通之处,提倡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各个门类都引入到中国。康有为主张发展近代新型教育必须从儿童抓起。 19世纪晚期的近代学人对西学的认识,与19世纪中叶的官员和士人相比并无太大分别,康有为、梁启超是清朝最早对外开放的广东地区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代表,对西学的学科、门类一样没有完备的认识。如何引进西学、培养近代新型人才,推动晚清国力的发展壮大,实现国家、社会与文化转型,他们在观念上过于“笼统”,甚至还有些许“武断”。 同样的问题,梁启超的文集里也有所体现: “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梁启超所提到的内容也少,他更多强调的是政治、制度和文化的革新,与传统知识分子“重综合思辨”的思维习惯并无太大区别。 变革步骤 1898年4月至7月间,康有为所上的折子,涉及教育内容的包括《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请开学校折》《祈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折》等20份,这些奏折谈到了近代教育变革的宗旨、制度、模式等方面,不论实施的过程、效果如何,反映了一代学人翘楚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思考和行动,体现了他们完善近代教育的美好愿景。《请开学校折》中,康有为主张兴办近代新式学堂,实现新型学校覆盖范围的扩大,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庞大的教育设施建设和经费投入。康有为强调优先发展中小学教育,强调选派学生海外游学,加速 新型人才的培养速度,在教育近代化的变革上,梁启超也强调兴办小学是发展近代教育的根本,主张政府强制推行义务教育,实施效果最佳。 晚清时期应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宗旨,在梁启超看来, “一国之有公教育也,所以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立竞争于优胜劣汰之场也” 。康有为、梁启超在教育宗旨上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一方面说明近代知识分子对西学、对近代教育发展的认识进入了新的阶段,另一方面也说明康梁之间在思想上出现了分化,在趋新或复古的问题上有了各自不同的选择,近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观念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康有为、梁启超做为近代学人的典型代表,在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二人亦师亦友,在近代中国教育转型上既有相同的思考,又因为个人阅历和观念上的不同各有主张,正是这样的差异造就了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多元化和进步。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思考或有这样那样的不尽人意,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正是近代教育发展不可逾越的。
《百年翰迹》,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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