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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御制磁胎画珐琅红地四季花卉酒圆
北京
11月10日 晚上7点 开拍 /7天5小时
拍品描述
尺寸:口径6.4厘米
来源:
1.纽约ThomasR.Vaughan(1908-1979)珍藏,后由家族传承。
2.纽约佳士得,2025年9月19日,Lot1051。(成交价:USD863,600)
参阅:
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洋彩红地开光花卉杯。(馆藏编号:中瓷000603N)
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洋彩红地开光花卉杯。(馆藏编号:故瓷017750N)
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洋彩红地开光花卉杯。(馆藏编号:故瓷017751N)
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洋彩红地开光花卉杯。(馆藏编号:故瓷001265N)
5.中国嘉德,2016年5月15日,Lot2843。(成交价:RMB22,425,000)
6.纽约佳士得,2025年9月19日,Lot1050。(成交价:USD1,587,500)
7.中国嘉德(香港),2026年4月8日,Lot1239。(成交价:HKD4,560,000)
款识:“雍正御制”四字双行楷书款
三朝御
孤传一器
——清雍正『雍正御制』磁胎画珐琅红地四季花卉酒圆考
学术研究部?研究员/张法鑫
清代宫廷瓷胎画珐琅,自康熙晚期创制以来,即被置于皇帝亲自掌控的宫廷工艺体系之中。康熙奠定其制度与基本样式,雍正将其推向精微雅致,乾隆则将前朝御制器物重新整理、配匣、陈设,三朝之间存在清晰而连续的制作与收藏关系。
本品体量虽小,却正处于这一历史脉络的关键位置。敞口、深腹、卧足,外壁通施红地,三面设八瓣花口开光,开光内敷淡黄色地,分别绘折枝牡丹、菊花、月季、雏菊等花卉,开光之间又饰黄、绿、紫各色花朵。底署青花楷书“雍正御制”双框款。台北故宫所藏故瓷017750、017751、000603、001265共四件同式器,形制、尺寸、装饰构图及款识均与本品高度接近。说明这一类器物并非孤立的偶然制作,而是雍正早期宫廷珐琅器中一个有明确传承序列的品种。
一、清档所见“珐琅红磁钟”:雍正元年的十六件御制之器
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清宫造办处档案载:“郎中保德交法琅红磁钟十六件,说怡亲王谕:着暂且放着,遵此。”至四月十一日,又记:“于四月十一日将法琅红磁钟画样完,郎中保德呈进讫。”(图1)
这两条记录是认识本品身份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之一。档案中的“法琅红磁”,即今日研究所谓瓷胎画珐琅、珐琅彩一类器物,而“钟”则是清宫对于此类小型杯盏的内部定名。相关清宫档案材料亦显示,雍正时期对于胭脂红、霁红一类红地器物,常见“珐琅红磁”、“法琅霁红钟”等称谓。
台北故宫所藏雍正红地开光花卉钟,为这一“钟”名提供了重要的传世实物佐证。故瓷017750、017751。其器形、尺寸及纹饰组织,与本品形成高度直接的比较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台北故宫所藏这一对器物后来所配清宫木匣,匣盖刻有“雍正年制磁胎画珐琅四季花卉红地钟一对”(图2)等清宫原定名称。这一名称将今天博物馆所称的“钟”,直接与清宫原始器名联系起来。北京故宫及台北故宫另有同类器传世,进一步说明“钟”是一个具有宫廷制度背景的器物名称,而非现代研究者根据外形所作的临时命名。
因此,本品与雍正元年“珐琅红磁钟十六件”之间,可以建立起一条值得重视的实物联系:档案称“钟”,传世同式器亦称“钟”;档案时代为雍正元年,而现存同式器均署“雍正御制”;器形、尺寸、红地及开光花卉构图又高度相合。本品极有可能属于雍正元年这一批“珐琅红磁钟”所代表的早期制作体系,是现存传世器中极具价值的一件实物见证。
二、承康熙遗制:雍正元年“御制”与新君继述
本品产生于雍正元年,其艺术面貌又明显带有康熙晚期宫廷珐琅彩的遗绪,这一点正是理解其历史意义的关键。康熙晚期,瓷胎画珐琅已经形成红、黄、蓝等色地与开光花卉相结合的成熟装饰体系。北京故宫所藏康熙胭脂红地开光珐琅彩牡丹图杯,高4.2厘米,口径6.3厘米,外壁胭脂红地,三瓣形开光内分别绘折枝牡丹、菊花、兰草,开光外饰折枝花卉,底署“康熙御制”四字双框款(图3)。这件器物与本品在尺寸、器形、红地、开光、花卉以及御制款识等方面形成了非常直接的比较。故宫资料同时明确指出,珐琅彩瓷器创烧于康熙晚期,康熙时期传世品以色地画珐琅为重要类型。
康熙时期著名的红地“九秋图”体系,同样构成理解本品的重要背景。九秋图自康熙时期形成,雍正时期继续沿袭,红地、花卉以及御制款识构成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宫廷装饰传统(图4)。现存雍正红地九秋图碗,仍可见与康熙同类器之间明确的器形、构图及款识承续关系。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胤禛即位。其登极诏书中明确说:“我皇考临御以来,良法美政,万世昭垂,朕当永遵成宪,不敢少有更张。”(图5)雍正即位之初所强调的“继述”并非单纯的政治修辞,而是新君建立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宫廷工艺亦处于这一历史环境之中:康熙时期已经建立的珐琅彩制作制度并未因皇位更替而中断,反而在雍正元年迅速出现了带有“雍正御制”款识的新一批作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对馆藏同类器故瓷017751进行显微观察(图6),发现其珐琅彩直接绘于涩胎之上,彩层与胎体结合紧密,呈现出康熙晚期至雍正早期瓷胎画珐琅的典型工艺特征。此种“涩胎施彩”的制作方式,是早期珐琅彩的重要技术特征,也为本品的时代及工艺来源提供了有力参照。
因此,本品可以被视为雍正元年宫廷艺术中颇具代表性的“继述之器”:承康熙遗制而作,以雍正御制而名。
三、乾隆珍藏:从御制之作到宫廷陈设
乾隆朝延续康熙、雍正两朝珐琅作的制作传统,同时对宫中旧藏珐琅器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编藏。现存清宫档案及故宫研究资料显示,原藏于乾清宫东端凝殿左右屋的瓷胎画珐琅约四百件,自乾隆三年九月起陆续配制楠木匣,匣盖刻填器物名称,并与后来形成的《乾清宫珐琅、玻璃、宜兴、磁胎陈设档》相互对应。朱家溍先生据此整理发现,这批端凝殿旧藏(图7)至今仍有相当完整的实物对应关系,成为清宫珐琅器收藏体系中保存最为系统的一批遗存。
与端凝殿旧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圆明园一系(图8)。乾隆时期,圆明园同样设有造办处,珐琅彩器亦曾在园中制作、陈设与使用;但咸丰十年圆明园遭英法联军焚掠后,园中所藏大量文物随之散佚,今日所见不少海外及私人收藏的清宫珐琅彩,也被研究者认为与晚清宫廷流散及圆明园劫掠有关。
康熙时期,红地开光花卉确立为宫廷珐琅彩的重要装饰样式;至雍正元年,宫廷档案已明确记载“珐琅红磁钟十六件”,此类器物由此进入雍正朝御制体系,成为新朝承续前朝珐琅传统的重要实物。乾隆时期,宫廷又对这批前朝珐琅器进行系统整理,为其配制楠木匣,并重新著录、陈设,使雍正御制器物正式纳入乾隆朝的皇家收藏秩序。由此可见,本品所代表的红地开光花卉“钟”,其历史脉络清晰贯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定其样式,雍正成其御制,乾隆藏其于宫廷,三朝宫廷对这一器物类型的制作、承续与收藏,构成了清代珐琅彩发展最为完整的一条历史链条。
四、名家递藏,市场孤例:ThomasR.Vaughan旧藏与今日传世
本品近现代最重要的收藏来源,为纽约ThomasR.Vaughan(1908–1979)旧藏。Vaughan生于1908年美国阿肯色州LittleRock,1935年毕业于GeorgeWashingtonUniversityLawSchool,1942年进入纽约FreeportMineralsCompany法律部门,后历任执行副总裁、总法律顾问、总裁,并于1969年出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其个人收藏以清代瓷器见长,相当一部分重要藏品购自纽约著名古董商FrankCaro。Caro长期与亚洲艺术商人卢芹斋(C.T.Loo)关系密切,并于1950年代接手其纽约第五十七街画廊。由此,Vaughan的收藏与20世纪美国重要中国艺术商业网络形成了清晰联系。
而从目前能够公开检索的馆藏资料来看,本品所属的这一具体器式,存世数量极为有限。其中馆藏仅有四件,分别为台北故宫现藏故瓷017750、017751一对,以及中瓷000603、001265两件同类红地四季花卉钟。
就目前公开可检索的国内外拍卖资料而言,除上述成对器物外,尚未见同式“雍正御制”红地开光花卉钟以单件形式进入公开市场;本品是目前市场所见唯一一件,并具有ThomasR.Vaughan明确旧藏来源。
方寸之间,既见康熙晚期宫廷珐琅艺术的余绪,又见雍正元年新君登极后的“御制”新章,更保存着乾隆时代皇家收藏制度留下的历史痕迹。对于雍正宫廷珐琅而言,这件红地开光花卉钟所承载的,并非单一时代的审美,而是清代宫廷珐琅由创制、承继而至珍藏的完整历史过程。
一器贯三朝,御制传百年。这正是本品最值得珍视之处。
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详情请见本图录《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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