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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青花釉里红四景读书乐笔筒
北京
11月10日 晚上7点 开拍 /7天5小时
拍品描述
尺寸:口径19厘米,高16.2厘米
来源:香港佳士得,2018年5月30日,Lot2943。
参阅:
1.《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页206,图188。
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笔筒。(馆藏编号:新00156476)
3.香港苏富比,2018年10月2日,Lot141。(成交价:HKD6,720,000)
4.北京大羿,2024年11月15日,Lot1001。(成交价:RMB4,945,000)
5.上海仲轩,2025年4月29日,Lot475。(成交价:RMB4,600,000)
四时读书
熙朝传古
——清康熙青花釉里红『四景读书乐』诗文笔筒考
学术研究部?研究员/张法鑫
康熙一朝,御窑瓷器上盛行以青花书写古代名篇,笔筒尤为突出。《圣主得贤臣颂》、《赤壁赋》、《出师表》、《四景读书乐》等长篇诗文,皆曾成为康熙官窑笔筒的装饰题材。本品器身以青花楷书通书《四景读书乐》四首,篇末钤釉里红“熙朝传古”篆书方印,底署“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青花书文、釉里红印记与标准康熙官款相互呼应,构成康熙中期御窑文房器的典型面貌。
一、读书之乐
《四景读书乐》又称《四时读书乐》,传统上题作翁森所作,以春、夏、秋、冬四时写读书之趣。春日“山光照槛水绕廊”,好鸟、落花皆可入文章;夏日修竹、蝉声、萤火相伴;秋日落叶、蟋蟀、明月与短檠相对;至冬日,则“木落水尽千崖枯”,雪压茅庐,地炉煮茶,最终归结于“数点梅花天地心”。
这组诗最重要之处,在于它所写的“读书”,并非单纯指向科举功名,而是将读书置于四时山水之间,将求学化为一种涵养性情、体察天地的生活方式。读书之人既在书斋,又身处自然;花鸟、竹蝉、秋月、冬雪,都成为书卷之外的另一种文章。
款识:“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
这样的文化内涵,与康熙时代的文教气象恰有深刻联系。康熙帝自幼重视汉文化教育,亲政以后持续恢复经筵、日讲(图1)。康熙九年开经筵,康熙十二年又因自己“于听政之暇”批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遂将日讲改为每日举行;康熙十五年,更将《资治通鉴》纳入讲读,以历代治乱兴亡作为鉴戒。康熙十八年,又开博学鸿儒科,征举天下博学之士。经史讲读、搜罗人才与重建文教秩序,构成康熙中期极为鲜明的文化背景。
也正是在这一时代环境中,长篇诗文开始大量进入御窑瓷器。故宫所藏康熙诗文笔筒中,《圣主得贤臣颂》、《四景读书乐》、《赤壁赋》、《出师表》等皆有传世实例,其中《圣主得贤臣颂》尤为多见(图2),而《四景读书乐》相对少见。二者放在一起观察,恰好形成一组耐人寻味的文化对应:《圣主得贤臣颂》所说的是君臣相得,《四景读书乐》所说的则是士人自修;前者关乎治道,后者始于读书。
康熙朝尤其重视通过经史讲学整合士人文化(图3)。博学鸿儒科所征者,正是熟谙经史、文章与古学之士。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四景读书乐》进入宫廷御窑,便有了超越一般文人雅趣的意味。它所歌咏的读书生活,与康熙本人所倡导的经史学习相互映照,也与清初重新建立文教秩序的时代背景相契合。
因此,本品的珍贵首先在于题材的选择。康熙御窑并不缺少可以书写的名篇,但最终被选择镌写于一件供书斋使用的笔筒之上,恰恰是这样一组以“四时读书”为主题的诗歌。它没有描绘帝王功业,也没有铺陈君臣酬答,而是把目光落在一间书斋、一年四季,以及一个读书人的内心世界。
二、臧窑之制
从器形、书法、款识与装饰体系综合观察,本品应置于康熙中期御窑文房器成熟发展的阶段,并与臧应选督陶时期的景德镇御窑密切相关。
康熙十九年,清廷重新恢复景德镇御窑烧造,派员赴景德镇督造御器。此后康熙中期,臧应选主持御窑事务,后世所谓“臧窑”由此成为康熙官窑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臧窑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某一品种或某一种颜色釉,而在于清代御窑制度在康熙朝重新恢复并逐渐成熟。康熙十九年以后,宫廷对景德镇的直接管理逐步加强,御用瓷器的器形、釉色、纹饰以及款识均趋于规范,同时大量吸收宋、明名窑传统,形成康熙官窑兼具仿古与创新的面貌。笔筒正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文房器类。
康熙中期以后,笔筒的器形逐渐定型,多作直壁直口、玉璧形底;与此同时,以整篇诗文作为器身主体装饰的风气兴盛。《四景读书乐》、《圣主得贤臣颂》、《赤壁赋》、《出师表》等长篇文字被完整书写于器身,使笔筒由普通文房用器转化为兼具阅读、观赏与文化象征意义的案头陈设。
本品恰好具备这一时期的多项典型特征:直筒形器身,胎体规整;青花通书长篇诗文,书体端庄严谨;诗文之后钤釉里红“熙朝传古”篆书印;底部再署“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器形、书文、印款与底款共同构成了康熙中期官窑文房器的完整制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官窑款识本身亦经历了从早期较为多样到中期逐渐规范的过程。至康熙中期,六字三行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已成为官窑器上极具代表性的款式,而本品底款正属此一体系。结合器物成熟的书文布局及“熙朝传古”印章,可以将其时代进一步收束于康熙中期御窑发展的成熟阶段。
结语:
康熙御窑以瓷为纸,以青花为墨,以釉里红为朱印,将一篇关于四时读书的古代诗歌保存于器物之上。春日花鸟,夏日修竹,秋夜孤灯,冬窗梅雪。四时流转,所不变者唯有案头书卷。而篇末“熙朝传古”四字,又将这份属于文人书斋的清雅之趣,重新纳入康熙时代的宫廷文化之中。
它所传者,是古人的文章;所见者,是熙朝的文治;所寄者,则是一个时代对于读书、古学与文脉的珍视。
一筒立案,四时在目。青花写尽读书乐,朱印留存熙朝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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