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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1829~1884)、王懿荣(1845~1900)、翁同龢(1830~1904)、张之洞(1837~1909)、莫友芝(1811~1871)、王闿运(1833~1916)、李慈铭(1829~1894)、胡 澍(1825~1872)、沈树镛(1832~1873)、鲍 康(1810~?)、胡义赞(1831~1902)十一家 致潘祖荫 郑盦友朋书札册
浙江
07月11日 上午9点30分 开拍 /6天13小时
拍品描述
67
赵之谦(1829~1884)、王懿荣(1845~1900)、翁同龢(1830~1904)、张之洞(1837~1909)、莫友芝(1811~1871)、王闿运(1833~1916)、李慈铭(1829~1894)、胡 澍(1825~1872)、沈树镛(1832~1873)、鲍 康(1810~?)、胡义赞(1831~1902)十一家 致潘祖荫 郑盦友朋书札册
纸本 册页(四十七页)
识文:(文略)。
题跋:咸同以来,吴县潘文勤(潘祖荫)与常熟翁师(翁方纲)相提倡文学,朝士向风,余于壬辰受知翁师,独文勤以庚寅冬卒,虽在京邸,无繇一见,故辛卯谒文勤殡宫于龙泉寺,曾有一诗挽之。今夏偶游厂肆,得文勤所藏朋旧书札一册,中有翁师手书,精伟绝伦,其余零笺剩纸,皆同时诸老考证金石,钩稽目录之言,弥可宝贵,因志数语,并录旧作于后。丁酉(1897年)冬,吴士鉴记。谒潘文勤龙泉寺殡宫。城南丹施此依凭,清醑芳椒荐豆登……岂惟三辅挽歌兴。钤印:絅斋(朱)
签条:郑盦友朋书札。癸卯(1903年)六月装成,士鉴署。
说明:潘祖荫上款。吴士鉴旧藏并题跋及题签。
本拍品荟萃赵之谦、王懿荣、翁同龢、张之洞、莫友芝等十一位晚清顶级学者、重臣,致潘祖荫上款尺牍,堪称同光年间“郑盦朋友圈”的全明星阵容。潘祖荫身居高位,富收藏,主持金石雅集,是当时京中金石圈的精神核心。本册共四十七页墨迹,体量之巨在近年市场所见同类藏品中极为突出,实为同光金石学最顶尖的学术圈交流史。
在这十一家中,赵之谦地位尤为特殊。他不仅是晚清艺术史上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更是潘祖荫金石收藏与学术考订最倚重的核心顾问之一。本册中赵之谦一人独作八通,数量居诸家之首,足见其在“郑盦朋友圈”中的枢纽地位。
赵之谦致潘祖荫的八通信札,是本册学术价值的巅峰所在。其内容之丰富、细节之生动,直击赵之谦金石考据的方法论核心:
其一,“以显微镜读碑”的科学精神。信中赵之谦详述用显微镜研读碑文的过程,称“字大径尺矣,而云雾如故”,记录某字“蕉释丧”的考释判断。这是晚清金石学中极为罕见的运用光学仪器进行微观研究的实证,使赵之谦的金石考据有别于传统的“肉眼观碑”模式,具备了近代科学考古的雏形,展现了赵之谦超越时代的科学考据方法。
其二,直言不讳的学术真性情。“朱熹妄改大学,当一体同罪也,已请甘伯(胡澍)书之。”赵之谦对朱熹改动《大学》文本极为不满,戏称“当一体同罪”。这种直斥大儒的言论,一如其篆刻中“印外求印”的开拓精神一脉相承,是真性情的极致展现,更是他强烈的学术批判态度。
“少白先生(潘咨撰)万里游诗,实奇作也,此诗最受诗人之骂……盖皆不识南山北征。”“少白先生”即潘咨,字少白、诲叔,晚号南野翁,会稽(今绍兴)人,与赵之谦同为越中人氏。潘咨性傲岸,不事举业,独游海内奇山水,足迹逾数万里。潘咨的《万里游》为一首长篇五言古诗,据《射鹰楼诗话》记载,“万里游五言长古一篇,万有余言”,规模宏大。此诗在当时颇受争议,赵之谦信中明确指出“此诗最受诗人之骂”,足见诗坛主流对其评价偏于负面,而赵之谦盛赞其为可与杜甫《北征》媲美的“奇作”,批评时人不懂杜诗便妄加指责,这种不事权贵、只问学术的独立人格,在本册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三,超越“名物”的器物美学。“明瓷碗竟不可得之,世俗所称宋瓷者两器,一制未尽善而刻纹甚精,一制稍佳而已裂,皆不能用以饮食……伯寅世叔大人,之谦顿首。”此信展现了赵之谦超越时代的器物鉴赏眼光。面对两件被时人定为“宋瓷”的器物,赵之谦并不盲从“宋瓷”之名,而是从制作工艺和实用功能两个维度进行独立评判,认为这两件宋瓷“制未尽善”,“皆不能用以饮食”,可见他重视的首先是实物的工艺质量与实用性,而非标签化的断代名称。信中特别指明“世俗所称宋瓷者”,刻意强调“世俗所称”四字,暗示他对当时市场普遍存在的随意断代、轻信标签的风气持保留态度。
其四,河南购碑的“防伪心法”。“买碑版皆习见者,河南则并不使敝肆闻之,以防伪作。杜诗明日可取来,元板书则俟十九进城去取也。” 此信涉及赵之谦在河南搜购碑版的活动。赵之谦于同治十一年(1872)赴江西任职,此前曾多次往返南北,途经河南等地必访碑购帖。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道出的一条古玩行“潜规则”:在河南购碑时,刻意不让当地商贩知晓自己的真实意图,以防他们提前做伪。
信中另及“杜诗”与“元板书”两项,显示赵之谦在搜购碑版的同时,也为潘祖荫搜求古籍善本。这与西泠拍卖2019年上拍的赵之谦致潘祖荫信札中“杜诗徧寻无明刻,只文渊有一部”“尚有残本宋元旧刻数种”等语可相印证,说明为潘祖荫搜访古籍是赵之谦的一项长期“任务”,而非偶尔为之。
可以说,这八通信札是赵之谦亲笔书写的“金石学工作日志”,其学术含量远超一般应酬书札,是研究赵之谦学术思想与同光金石学的第一手材料。
除赵之谦外,其余十家信札内容亦集中围绕金石考据、碑帖鉴藏、古籍校勘展开,完整呈现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前中国金石学最鼎盛时期的面貌。
信中涉及诸多重要细节:翁同龢与潘氏讨论书价、王懿荣与胡义赞考证时大彬壶、张之洞搜求明版医书、胡义赞大盂鼎之流传等。
翁同龢(六通六页)
“天玺碑既可留,敢问直几何,近来此物价腾,不能以廿年前论也。”透露晚清碑帖市场价格波动。翁同龢直言《天玺碑》价格比二十年前涨了很多,这是研究晚清碑帖收藏经济史的生动材料。帝师亲自询价,也让潘祖荫作为“大藏家”的地位更加立体。
“承惠经说,极感,刻愿益搜罗数十百种……”潘祖荫刊刻经学著作的旁证。潘氏曾辑刻《滂喜斋丛书》,此信可见他以自刻经说赠友,并计划扩大搜罗范围,是潘氏刻书活动的第一手材料。
张之洞(七通七页)
“今日得明版医书六部,洪武刻元人集一部……”张之洞向潘祖荫汇报当天淘书所得,精确到“明版医书六部”“洪武刻元人集一部”,张之洞时任四川学政,在京期间仍频繁淘书,可见其嗜书之深。
“日来获秘本否,幸赐示,今日游厂一无所遇……”一无所获也向潘祖荫汇报,体现出二人以访书为日课的紧密关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正是在与潘祖荫等人的密切交流中酝酿而成,此信即是《书目答问》成书背景的微观注脚。
莫友芝(一通五页)
“肥城麃孝禹石刻、文安张仁宪碑、京畿金石志、鉴泉经……”一通涉及多种金石材料的专业长札。莫友芝作为“西南巨儒”,在信中提到山东肥城、河北文安等地的石刻,以及《京畿金石志》等著作,覆盖范围横跨数省,学术视野开阔。
鲍康(二通二页)
“二毛鼎文未在其内,五日为期必呈鉴也,泉拓十余册,送供一哂。”“泉拓十余册”慷慨出借。鲍康是晚清古钱币收藏第一人,著有《观古阁泉说》。他一次性将十余册泉拓送给潘祖荫赏玩,可见二人交情之深。
王闿运(一通一页)
“赠书领到,惟筠兄书函想遗未检耶……七夕。”落款“七夕”,有明确日期与雅趣。王闿运在七夕之日写信,向潘祖荫询问某书函的下落。王闿运墨迹存世量相对较少,此信虽短,亦足珍贵。
李慈铭(三通五页)
“前日饱饫芳鲜,谢谢。郑君画像,未识诸君已有题辞否。”从“饱饫芳鲜”到“郑君画像题辞”。李慈铭先谢过潘祖荫的宴请,随即转入郑玄画像的题辞征集工作,生活气息与学术事务交织,真实还原了京中士大夫的日常交游形态。
胡澍(二通三页)
“益甫(赵之谦)前此来信,说约于二月初附轮船北上,盖到京当在望后矣。”赵之谦赴京时间的精确线索,此为赵之谦年谱编撰与交游行迹研究的一手材料。胡澍与赵之谦同为潘祖荫金石圈核心成员,此信证实了三人之间的信息互通。
“红梨馆额明日书奉。”潘祖荫有一方“红梨馆”朱文印,红梨馆应为其书斋名,胡澍作为赵之谦挚友,也是篆隶大家,潘祖荫请他题写“红梨馆”匾额,可见对其书法的认可。
沈树镛(一通一页)
“金石书目夹在书中,匆匆忘在何本内,容检出送缴。”沈树镛以收藏汉石经残字闻名,号“汉石经室”。他因忘记金石书目夹在哪本书里而致歉,这个细节极为生活化,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趣味性强。
王懿荣(三通四页)
“便道过石查(胡义赞),所谈及时大彬壶,伊于时壶极有考证,因出旧藏一柄。”王懿荣拜访胡义赞,胡氏大谈时大彬壶鉴定心得并出示藏品。这是在信札中罕见出现的时大彬壶晚清收藏记录,对于紫砂收藏史研究有意外价值。
胡义赞(四通四页)
“藉使呈上孟鼎拓本一幅,商距末系程六皆司马以象牙仿制者……”此信是本册中与国之重器关联最直接的一通,内容涵盖潘祖荫青铜收藏的两项重要活动:拓本制作与器物仿制。信中“孟鼎”即大盂鼎,是潘祖荫最负盛名的青铜器收藏。大盂鼎为西周康王时期重器,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初为岐山宋金鉴所得,后辗转归左宗棠,左氏赠予潘祖荫以谢救命之恩。潘祖荫于光绪元年(1875)年初获此鼎,旋即成为攀古楼最核心的藏品,与稍后所得的大克鼎并称“天下三宝有其二”。潘氏得鼎后,必邀集同好共赏、拓制副本分赠友人,形成了一波围绕大盂鼎的学术品鉴活动,此信即胡义赞向潘祖荫呈送拓本的记录。
“小印刻呈钧诲,得字用得鼎字,余三字则金文中常见,拈来恰是一家。” 此札记录了胡义赞为潘祖荫刻“伯寅所得”朱文印的全过程,信中详述取字来源,谓四字虽取自不同器物之铭文,但经统筹安排后,风格浑然一体。而信末所钤“伯寅所得”一印,正是信中为潘祖荫刻治的小印。
四、传承有序:吴士鉴旧藏并题跋题签
册后附吴士鉴丁酉年(1897)题跋,详记其于厂肆得此册的经过及对潘祖荫的追思。吴士鉴为光绪十八年榜眼,翁方纲门下士人,学识渊博。其题跋与题签(癸卯年装成)使本册递藏脉络清晰,追忆挽诗更赋予册子深厚的情感与历史温度,彰显“名家鉴藏”的完整体系。
ZHAO ZHIQIAN, WANG YIRONG, WENG TONGHE, ZHANG ZHIDONG, MO YOUZHI, WANG KAIYUN, LI CIMING, HU SHU, SHEN SHUYONG, BAO KANG AND HU YIZAN LETTERS
Ink on paper, album (forty-seven pages)
Note: Dedicated to Pan Zuyin. Titled and inscribed by Wu Shijian.
Provenance: Previously collected by Wu Shijian.
尺寸不一(册页尺寸30.5×17.5cm)
RMB: 600,000-800,000
作者简介:1.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声甫、讱夫,号瓶庵、松禅、玉圃、瓶笙,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状元。历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垂三十年。工诗文,擅画山水、木石、杂画。工书,称同、光间书家第一,名闻于时。
2.张之洞(1837~1909),字香涛、孝达,号香岩、壶公,河北南皮人。同治二年进士,探花。光绪末年官至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为清末洋务派首脑之一。
3.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晚号眲叟,贵州独山人。与俦子。道光十一年举人,官至知县。精于诗,工真、行、篆、隶书,精金石考据之学,与遵义郑珍齐名。著述甚富,有《郘亭诗钞》。
4. 鲍康(1810~?),字子年,号青园、臆园,晚号臆园叟、臆园野人,室名观古阁、嘉荫簃,安徽歙县人。桂星从子。道光举人。以内阁中书官至四川夔州知府。生平考藏古泉,海内推为专家,收藏多前人所未见。
5.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甫,亦作壬父,号湘绮、朗斋,室名黄绮楼、湘绮楼,自号湘绮老人,湖南湘潭人。咸丰三年举人,光绪戊申特授翰林院检讨。民国三年任清史馆长,近代文学家。著述颇丰,世称为泰斗。工书法,独摹《好大王碑》,孤峭中有婉厚之致。
6. 李慈铭(1829~1894),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号爱伯,晚号越缦老人,浙江会稽人。光绪六年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诗词古文,名闻天下。工书,善山水、花卉。
7.胡澍(1825~1872),字荄甫,又字甘伯、甘石、丹伯,号石生,室名长守阁。安徽绩溪人。胡尚昱子。咸丰九年中举,同治四年任内阁中书,次年纳捐升户部郎中。中年多病,故留心医书而成医家。工书法,尤精篆、隶,善篆刻。偶亦画梅。与赵之谦友善,曾为其刻印。
8.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后字撝叔,号冷君、无闷、悲盦等,室名二金蝶堂,浙江绍兴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精于书画篆刻、金石考据学。书宗北碑,画学徐渭、陈淳等写意画风,印章取法“印外求印”,各方面造诣突出,为一代宗师。为近代六十名家之一。
9. 沈树镛(1832~1873),字均初,一字韵初,号郑斋、养花馆、汉石经室等,江苏南汇人。咸丰九年与赵之谦同中举人,官内阁中书。精鉴别,收藏金石书画甚富。工书法,有金石书卷之气。
10.王懿荣(1845~1900),字正孺,一字廉生,莲生、濂生,号养潜居士,山东福山(今烟台)人。于1899年首先发现甲骨刻辞,并断为古代文字,是我国第一代甲骨学家。光绪六年(1880)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精通训诂、金石之学。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投井死。著有《汉石存目》《福山金石志》《六朝石存目》《王文敏公遗集》等。
11. 胡义赞(1831~1902),又名公寿、恭寿,字叔襄,号石查、石槎、海云盦主,河南光州(今信阳)人。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官至海宁知州。工山水,精篆刻。著有《业古录》。
上款简介: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又字东镛、凤笙,号郑盦,又号龟盦、龙威洞天主,室名八囍斋、功顺堂、滂喜斋、汉学居、攀古楼、八求精舍、芬陀利室、龙威洞天、二十钟山房,谥文勤,江苏省苏州府吴县人。咸丰二年探花,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富收藏,善书法。
跋者简介:吴士鉴(1868~1933),字炯斋、絅斋,号含英,室名含嘉室,浙江钱塘(杭州人)。光绪十八年榜眼,历任编修、江西学政、侍读、资政院议员。著述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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