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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拍卖首页 > 北京大羿拍卖有限公司 > 皇家长物-宫廷艺术珍品 > Lot 806
明永乐 青花轮花纹绶带耳抱月瓶
北京
06月18日 下午4点 开拍 /6天1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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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尺寸：29.3 cm.high
说明：本品为永乐青花重器，製式规整，气韵温雅，属明初青花经典品类，器呈抱月瓶式，又称绶带耳葫芦扁瓶，小口微敛，颈部纤细，颈肩之间对称置绶带形双耳，线条舒展灵动，兼具端庄与灵秀之态。瓶身上段收束呈小圆腹，下段为扁圆弧腹，腹面饱满圆润，中心微隆，侧边轮廓利落周正，底部为规整椭圆形浅圈足，足底修治精细，胎质坚致匀净，整体造型比例和谐，气度沉稳，呈现出典型的永乐风格，与后世宣德同类器型差异明晰。
通体以青花满饰纹样，布局疏朗得体，层次分明，繁而不乱。口沿外侧绘双圈弦纹，简洁利落，颈部下方环饰一周缠枝花卉，枝蔓婉转舒展，花叶勾勒细腻，延续传统中式纹样的温婉气韵，腹部主体通绘宝相轮花纹，纹样中心为尖瓣花蕊，外层轮瓣规整对称，又呈现出伊斯兰地区的典型风格，腹壁外环一周几何纹，使得整体构图更为饱满，层次分明，设计严谨。
永宣青花向来为藏界推重，素有“发旷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的美誉，明人王世懋《窥天外乘》亦明确记载：“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备受宫廷与后世推崇。此瓶所用青料，即为永乐朝上等苏麻离青料，据传系郑和下西洋时自西域带回，为明初御窑青花独有的珍稀料材。青花发色深沉幽靓，蓝中泛出浓艳光泽，色料浓重之处自然凝聚成黑青斑点，伴随明显钴铁结晶，斑痕微微下凹，深入胎骨，抚之有凹凸触感。青花晕散自然天成，浓淡层次丰富，无刻意造作之态，尽显永宣青花独有的神韵。瓶身胎质细腻坚密，釉面温润匀净，白釉微泛青润，与浓艳青花相互映衬，呈现出永乐御窑“胎釉精、料色绝、形製雅”的特征。
此瓶造型与轮花纹样，均源东伊斯兰地区的金银器，是明初中外文化深度交融的实物佐证。永乐一朝外交开明，经贸繁盛，西域艺术风格东传，与中原传统製瓷工艺完美融合，方才诞生此类兼具异域风骨与中式审美的御窑重器。近代陶瓷学者吴仁敬在《中国陶瓷史》中亦言，永乐以降，波斯、阿拉伯艺术东渐，与中华传统瓷艺相融，让明代製瓷绽放出独树一帜的艺术光彩。
本器属明初景德镇御窑经典造型之一，洪武时期即有烧造，图见耿宝昌著《明清瓷器鉴定》，页12，图13。永乐时期烧製工艺愈发成熟精进，且有明确宫廷用瓷实证。明十五世纪上半叶南京皇城遗址永乐-宣德堆积层曾发现青花瓷片，纹饰与拍品此类扁瓶相若，见1996年香港出版《朱明遗萃：南京明故出土陶瓷》，编号52，证实此类器物并非完全为外销伊斯兰地区所用，更是明代宫廷御用的陈设重器，历史意义非凡。
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均藏有相同形製的永乐青花抱月瓶，载于《故宫陶瓷馆—卷三·明及清初》，故宫出版社，2021年，页42，编号13。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明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编号30，可为参照2006年香港佳士得11月28日售出一件永乐时期相同形製扁壶，源自张宗宪先生收藏，当时成交价为1636万港币。2012年纽约苏富比秋拍9月11日同样售出一件永乐相类器，编号277，当时成交价为131.45万美元。另可见香港苏富比2020年10月9日重要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出的明永乐青花轮花绶带葫芦扁瓶，其编号3608，最终以1651万港币成交。同类可见北京翰海2020年12月12日售出的一件明永乐青花轮花纹抱月瓶，编号2200，最终以2185万成交，可资参考。
轮花映宝月 青花证丝路
文/宋永平
明永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程度极高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青花轮花纹绶带耳抱月瓶，不仅代表了永宣青花“发旷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的艺术成就，更是十五世纪初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文明对话的微观缩影。这件器物超越了单纯的工艺审美，成为解读明初政治外交、宗教融合与物质文化交流的关键例证。
首先，从器形溯源来看，抱月瓶是典型的由“舶来品”本土化改造的产物。此类扁壶造型直接仿自12至14世纪波斯、叙利亚及埃及等地区流行的伊斯兰黄铜或银质扁壶。西亚原型的扁壶通常具有小口、扁圆腹、双系耳的特征，便于在沙漠与草原长途跋涉时系于骆驼鞍侧携带。永乐朝御窑厂在引进这一形制时，进行了巧妙的中国化改造：将实用性的穿绳双系演变为装饰性的绶带耳，暗含“授带”“受福”之意；将器身加高并配以圈足，使其由便携的实用饮器转化为适合殿堂陈设的观赏重器；同时融入中国传统“葫芦”意象，赋予其“福禄”吉祥寓意。这种“器仿西域，意出中华”的过程，展示了中华文明对外来物质文化强大的吸收与再造能力。
其次，器物腹部中心的“轮花纹”，是多重文化层累叠加的符号系统。这种以圆心为核、向外放射状排列的宝相花，并非单一文化产物。其核心可溯至佛教艺术中的“法轮”，象征佛陀说法与佛法圆满，契合永乐帝推崇藏传佛教的政治需求。而其放射状的构图逻辑与几何美感，则深深植根于萨珊波斯的传统装饰艺术，并经伊斯兰世界继承与发展，演化为严格的几何对称图案。永乐青花抱月瓶上的轮花纹，往往被置于类似徽章式的开光之中，外围环绕伊斯兰艺术典型的“阿拉伯式卷草纹”。正如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所指出的，这类纹饰是在穆斯林风格启发下创作的，却保留了中国传统花卉的笔意。因此，轮花纹实则是佛教象征外壳、萨珊波斯太阳纹内核与伊斯兰几何美学的三位一体。
再者，青花瓷得以在永乐朝达到巅峰，离不开关键材料的跨国流动。“苏麻离青”钴料的输入是关键因素。这种高铁低锰的钴矿主要产自今伊朗呼罗珊地区，经郑和船队或波斯商人输入中国。元代虽已使用，但永乐朝因官方大规模海贸而供应充沛，成为御窑指定青料。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青花瓷的发展并非单向的技术传播，而是与伊斯兰世界形成了双向互动：一方面，伊斯兰世界自9世纪起便有悠久的锡釉蓝彩陶传统，其对白地蓝花审美的崇尚反向刺激了中国青花的成熟；另一方面，郑和下西洋携带的大量中国瓷器，也将中国的制瓷技术传播至沿途各国。抱月瓶上那种浓艳深邃、带有铁锈斑的青花发色，正是这场东西方材料与技术交流的直接证据。
最后，从政治与礼制的维度审视，抱月瓶的烧造体现了永乐朝廷“怀柔远人”的外交策略。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基后，急需构建“天下共主”的形象。他重用郑和七下西洋，遣使帖木儿帝国、忽鲁谟斯等伊斯兰政权，带西亚风格的抱月瓶，正是这一政策的物化体现。它们一部分用于宫廷陈设，另一部分则作为高级外交礼物，赏赐给来华朝贡的伊斯兰国家君主或使节。
综上所述，明永乐青花轮花纹绶带耳抱月瓶，以景德镇的高岭土为骨，以波斯输入的苏麻离青为魂，借西亚扁壶之形，融佛教法轮与伊斯兰几何之纹。它凝固了十五世纪初中国人向西眺望的目光，见证了郑和舰队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忽鲁谟斯的壮举，记录了波斯钴料跨山越海运抵景德镇的历程。这件器物表达出深远的文化意义，即中华文明的伟大，从来不在于封闭自足，而在于能够以高度的自信，吸纳殊方异域的菁华，使其脱胎换骨、焕为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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