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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早期 白釉暗刻龙纹梅瓶
北京
06月18日 下午4点 开拍 /6天10小时
拍品描述
尺寸:25 cm.high
款识:“永乐年製”四字单行篆书款
说明:明初御窑,承宋元遗韵,开有明一代官窑之新风,尤以单色釉一项,造诣登峰造极。此时景德镇官窑潜心钻研,独创甜白釉品类,一扫前代白釉之灰暗单调,以温润莹洁、如脂如玉的釉色,奠定了后世白瓷之审美典范。此件甜白釉暗刻龙纹梅瓶,正是这一时期集大成之作,它承载了明初之恢弘审美与鬼斧神工的烧造技艺,存世极为珍稀,堪称明代早期白釉龙纹瓷器之典范。
本品器型为明初经典梅瓶制式,小口敛唇、短颈束收、丰肩饱满,肩腹线条挺拔舒展,腹下顺势渐收,圈足规整内敛。整体器廓端庄俊拔、气韵恢弘,比例均衡匀称,兼具明初瓷器的雄浑大气与精工雅致。此式梅瓶去除了后世繁缛的矫饰之风,仅以简练流畅的线条,完美承袭了永乐时期“以素为贵、以简驭繁”的端庄制式,是梅瓶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器型风貌,展现了在造型艺术上的至高追求。
器物通体满施顶级甜白釉,此为明代白釉中的巅峰品类。御窑匠人甄选含铁量极低的纯净瓷土与釉料,经高温还原焰反复精工烧制而成。釉色温润通透,白中泛出淡淡暖光,绝非刺目之惨白,亦非沉闷之晦涩,诚如古人所赞“白如凝脂,素犹积雪”。釉层肥厚匀净、致密细腻,釉面光洁莹亮,光泽介于哑光与柔润玻璃光之间,触感细滑如玉,几无鬃眼与杂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彼时御窑釉料炼制与烧造控制的顶尖水准。
瓶身腹部暗刻云龙纹饰,纹样威严大气、气韵磅礴。龙纹体态矫健遒劲,龙首硕大饱满,额头隆起,双目炯炯有神,目光凌厉,天威外露,尽显龙纹的霸气肃穆。龙身粗壮舒展,婉转盘旋,身姿灵动有力,鳞片刻划清晰规整、疏密得当,纹理立体分明,层层有序。龙爪锋利遒劲、张力十足,线条利落精准,与中晚期龙纹的柔秀温婉迥然有别。龙纹周身辅以流云纹装饰,云气舒展飘逸、构图饱满规整,与龙纹浑然一体。所有纹饰暗刻于釉下,刀法娴熟凝练,线条深浅有度,平视素净素雅,迎光侧观则云龙毕现、灵动鲜活,深合明初官窑“大巧不工、藏韵于内”的装饰美学。
此种甜白釉瓷器专为宫廷御用烧造,仅供皇家陈设、祭祀与御前使用,烧造门槛极高、成品率极低,产量本就稀缺。加之历经数百载岁月更迭,兵燹灾变,完整传世的带龙纹重器已是寥若晨星。本品集器型、顶级釉色、龙纹、纯正胎工于一体,工艺纯正、制式标准,完整展现了明代早期的制瓷水准、礼制与审美。其釉色之恬静,纹饰之隐秘,气度之非凡,无一不昭示着它源自那个伟大的开创性时代,是追求瓷器艺术极致道路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素莹御韵
文/李婷婷
梅瓶为中国传统瓷器造型,圆肩小口,上宽下敛,形姿优雅隽永,始见于隋唐,赵宋初兴,元后延盛。而梅瓶之名,肇始何时至今未有定论,晚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瓶罐》中载:“梅瓶,口细而项(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宋瓶雅好作此式,元明暨清初,历代皆有斯制”。然而上溯梅瓶的历史,由众多资料显示,它在各个时期有其一定的称谓及用途。
隋大业四年(608)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之“119号玻璃瓶”(附图1),小口厚唇,厚唇外卷成圆形,无颈,唇下即为向外斜侈之肩,由肩以下微向内收至底,平底,高16.3厘米,器内原贮蔷薇水。览其形制,已初具梅瓶之态。由隋入唐,梅瓶造型更趋成熟。故宫博物院藏唐代白釉大梅瓶(附图2),高42.5厘米,胎质莹白,釉面光洁润泽,玻璃质感极强,图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瓷器》,图157。世人多谓梅瓶始于赵宋,此两件足证至迟唐代已然出现,实为梅瓶演进之滥觞。唐贞观五年(631年)淮安靖王李寿墓《侍女图》石刻(附图3),其中一位侍女手捧梅瓶,口有覆盖,连同身旁其他侍女所持器物,可以猜测出此件梅瓶或为盛酒器。由此可知,初唐之际,皇室勋贵早已将梅瓶纳为日用酒器,广为使用。
南宋赵德麟《侯鲭录》载:“陶人之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又南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六亦云:“今人盛酒,大瓶谓之京瓶,乃用京师京字,意谓此瓶出自京师,误也。京字当用经籍之经字,普安人以瓦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经,则知经瓶者,用此经字也”。二书所记“小颈、环口、修腹”之“经瓶”,形制正与后世梅瓶特征相合,其功用亦为储酒。考“经瓶”之名,源出宋廷讲筵之制,古时御前讲论经义,谓之讲筵。讲毕,帝辄赐宴群臣,所用酒浆即贮于此瓶,故得名“经瓶”。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金代磁州窑系白地黑花铭文梅瓶,分别题有“清沽美酒”(附图4)和“醉乡酒海”(附图5)的字样。这些题文虽略带市井标榜之意,却亦明证梅瓶盛酒的功能。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晚期画院作品《文会图》,绘十一文士雅集宴饮之景,画面下方有仆从数人奔走侍奉。画中桌下右侧,可见一白釉梅瓶(附图6),瓶口覆布、颈间束绳,器形具有北宋晚期特点。据此画作,彼时梅瓶之使用场景亦可一览而知。
宋金之际,承前代风雅余绪,赏花饮酒之俗蔚然成风,以至于在南宋都城临安中,宴集诸事已成专门规制。如成书于南宋末期耐得翁所撰《都城纪胜》,其“四司六局”条记载:“官府贵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当,凡事整齐”。六局之内,“排办局”专司挂画、插花、洒扫、陈设、供具诸务。时风所及,梅瓶亦自此渐由盛酒之器,转为插花雅具。南宋中期的一首《梅亭》诗中便有如此描述“可是近来疏酒盏,酒瓶今已作花瓶”。及至元代,风气已然普及,龚琥《吴中寒食》亦咏“寒食清明卖酒家,酒瓶乱插红白花”。由此可见一斑。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人绘《第四嘎礼嘎尊者图轴》(附图7),图中汉服居士持修长白釉小口梅瓶,插梅以供尊者,一身二用,兼为佛前供器与插花之具。此种陈设之法,既承袭佛家仪轨与供养传统,亦映照出宋元以来,插花清供已成寄情表意之雅事。
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元代青白釉刻划龙纹梅瓶(附图8),馆藏编号1975,1028.1,体量较前朝稍减,颈部稍作加长,圈足外撇,使得整体线条更为婉转秀美。瓶腹主体刻海水龙纹,刀法娴熟。纵观可查存世器物,梅瓶之上饰刻划龙纹,成熟完备之例,至元代方臻成熟。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明清时期,梅瓶之观赏装饰功用日益凸显,正式转为厅堂书斋之陈设雅器。饮酒唤月,插花添香,瓶如美人,深为皇室贵胄、文人雅士所钟爱,几案之间,每每见之,风韵悠然。
稽考典籍,“梅瓶”做为器物名称,最早见于清初文献。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宫内直诸臣为康熙皇帝六十寿辰准备并纂辑了一部规模庞大的图书,名曰《万寿盛典》。其中第五门“曰庆祝,则有图有记,以及名山祝厘,诸臣朝贡之仪备列焉”。详尽记录了当时由皇亲贵戚和各级官僚向康熙皇帝进贡的各色祝寿贺礼。其中有记:“……恒亲王进:……万年梅瓶(永乐窑);……和硕简亲王之子应封宗室(臣)雍乾恭进:……宣窑梅瓶一座”等。且清代帝王,尤以雍乾二帝为甚,最为青睐明初官窑,清宫档案中屡见“照梅瓶样做”之谕,亦有为明早期梅瓶配制名贵木座之举,足见此器已成内廷追慕、仿效的经典雅物,备受宝爱,地位尊崇。
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等绘《乾隆观孔雀开屏图》,画面描绘清高宗弘历端坐亭台观赏孔雀开屏的场景,透过柱栏间隙,可见室内条案一侧陈设白釉梅瓶(附图9),似有“日日平安”的讲究和吉祥寓意。观其比例,画中此瓶形制大小与本件拍品大略相仿,足证此类器物品级尊崇,备受皇家赏爱。嘉庆十二年(1807年)《花承阁等处陈设清册》中有记:“花承閣等處中一間:……東墻下安:楠木几腿案一張(上設),填白釉暗花梅瓶一件(紫檀座)丙……”(附图10),或与画作图所绘之景互相映照,尽显其为当时内廷所重之雅器地位。
白瓷始烧于东汉,成熟于唐宋时期。宋时有瓷,青中闪白,名曰“青白”;延续至元,白中闪青,谓之“枢府”。永乐一朝,奉成祖之命(附图11),景德镇御匠不惜心力,精心研制白釉配方,以尽求善美。所制白釉器,温润甜腻感极强,遂称“甜白”。甜白者,罢青白之青,弃卵白之浊,莹洁如初雪,朦胧似透纱,比时青花所用之透明釉多了一分甜意。白瓷和青瓷一样,着色元素都是铁,如果能有效地控制胎釉中铁的含量,使其下降到1%以下,就能烧出纯粹的白瓷。甜白釉釉料由纯釉石提炼,不含釉灰,比其它白釉含氧化钙量较低,含氧化钾量较高,故成器明显有别于其他时期瓷品。甜白釉面有无数小气泡,平均分布于釉中,当光线穿越时,散发出玉质般的晶莹。
目前最早有关“甜白”的文字记载见于明代万历十七年(1589)的王世懋《窥天外乘》中述:“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万历十九年(1591)黄一正《事物绀珠》一书,在卷二十二永乐、宣德窑中再次引用此术语,称“骔眼甜白”,其中“骔眼”应指釉面气泡爆裂形成的针孔,该书作者甚至将它们比拟微细毛孔。刘新园先生提出嘉靖朝发明了白糖制法,可能与“甜白”一词相关。另外刘新园先生在另一篇文章《明官窑三考》中还提出:“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李家治、陈土萍对永乐甜白瓷进行过物理与化学方面的测试,他们认为永乐甜白瓷特有的那种‘光莹如玉’的质感,是因‘釉中含有多量微细的残留石英颗粒和一定量的云母残骸而形成的’,说它在‘釉的组成、结构和外观’既不同于元代,又不同于明代其他时期的白瓷,从而形成真正的‘一代绝品’”。
永乐甜白瓷不仅釉色“白如凝脂,素若积雪”;胎体也薄如纸,几乎见釉不见胎,然迎光而视,其胎上刻划纹样又清晰可见,真乃鬼斧神工,故又称之为“脱胎白瓷”。其后虽然各朝均曾烧制过类似白瓷,但其釉色、胎薄体轻的程度均非永乐甜白可比,可知其烧制艰难。景德镇市珠山中路东段两相邻永乐地层所出瓷片,逾98%乃甜白残件,可见御窑屡败屡试,至釉色完美者,方能入贡;若稍有不善,则弃于窑场。
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在洪武三年,颁布了以红色为贵的规定,传世的洪武器多以红釉或釉里红装饰。但是永乐皇帝却与其父不同,而像元世祖忽必烈一样喜欢纯白色瓷器。也许是朱棣早年长居在北平的“故元大内”,受到蒙古人“国俗尚白”遗风的影响,也可能与朱棣个人的审美习惯有关。《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十月丁未有这样一段记载:“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钞遣还。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永乐帝在这里所言“洁素莹然”之器,用现在话说,就是无彩绘的素白瓷器,所言甚适于心,表示对他日常所用的白瓷器心满意足。由此可见,永乐皇帝对白瓷的喜爱甚至超过珠宝玉器,1412年,永乐皇帝在以武力夺得天下后,在当时首都南京大兴土木敕建起一座白色大报恩寺塔(附图12、13)。此塔塔身为九层,全部用精美的白瓷砖砌成,这种密檐式白塔造型精美异常,它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永乐皇帝对白瓷的偏爱,同时也承载了皇帝对父母的追思。
永乐御窑烧造各式梅瓶,器型丰富,纹饰各异,中外皆盛行,而今传世者屈指可数。甜白一系,多见素胎或装饰花卉纹者。与拍品相同,绘刻五爪龙纹之品,存世极少,本品或为孤品,更谓凤毛麟角,弥足宝重。
乾隆六年十一月《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录:“十三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交:……填白暗龍梅瓶一件……配架座,钦此。”(於十二月十四日司庫白世秀將……填白暗龍梅瓶一件俱配得木座,持進交太監高玉等呈進,訖)(附图14),或为拍品同式器物宫廷配座之记录,足资参照。
据现存资料所载,永乐甜白釉梅瓶形制分大、中、小三式,通高自24.8厘米至41厘米不等。本件拍品为小号作品,尺寸与之相近的参考三件,外壁主题纹饰皆为暗刻缠枝莲纹,双层弦纹分割上下,肩部及胫部饰卷草纹及朵莲纹。其中两件藏于两岸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藏品编号:新00142804(附图15),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单色釉》页108,图99;台北故宫藏品编号:故瓷017756(附图16),载于《適於心:明代永樂皇帝的瓷器》,页48-49。另一件入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编号55.385,图刊《东洋陶瓷大观》卷10,彩图47。
中号者高度约为32厘米左右,肩部更为丰满圆润,收腰,足部微外撇,且外壁纹饰亦有所区别,肩部如意云头开光内饰朵莲纹,腹部暗刻缠枝牡丹,胫部环饰卷草纹。参考两例:一为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品(附图17),编号:1964.167,著录于《The World of Ceramics: Masterpieces from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1982年,编号22。另一例为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品,馆藏编号:PDF.468(附图18)。
大尺寸甜白梅瓶,器身高约40厘米,整体造型敦实,颈部较短,肩宽较平,下腹缓收,外壁光素无纹。参考上海博物馆藏品(附图19),载于《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明代官窑瓷器》,2007年,图3-18。
纽约苏富比2017年3月14日售出一件永乐甜白釉梅瓶,高32.2厘米,为中号制式,外壁暗刻缠枝牡丹纹样,彼时成交价值折合人民币21,673,768元,足资比对参考。
永乐一朝,书有年款之瓷器极为珍稀。御器年款,始用于永乐年间,署于鎏金佛造像与佛教祭典用瓷之上,永乐瓷上年款多作四字篆体,青花瓷采用钴料书款,白釉瓷则采用阴阳印刻篆书“永乐年制”暗款,笔意圆滑柔润,亦有将“永乐年制”四字分别开来署于器物颈部四面的方式(附图20)。刘新园先生曾将永乐官窑瓷器年款与上海博物馆所藏永乐时翰林沈度的一方端砚底部篆刻款“永乐乙未秋翰林沈度识”(附图21)进行对比后认为,二者风格一致,因而推论永乐官窑瓷器年款很有可能是由“沈度书写后,下发景德镇御厂,再由工匠们按沈度的墨迹刻出或作成泥模印在瓷坯上的”明代焦竑著《玉堂丛话》,其中卷七《巧艺》记述:“度书独为上所爱,凡玉册、金简,用之宗庙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贞石,必命度书之。”亦可从旁佐证,可见此类署款甜白器属皇家特意定制而成,于数量、制式及用途上皆有严格的规章等级制度,珍贵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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