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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校改 《王忠慤公传改本》一册
广东
2023年12月30日 开拍
拍品描述
尺寸:30×17.5 cm. 11 3/4×6 7/8 in. 约0.5平尺
形式:水墨纸本
分类:中国书画
出版:一、《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204—223页。
二、《收藏·拍卖》二〇〇四年第二期。
著录:王贵忱《王国维遗墨及书册数种》,载《可居丛稿》(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676—680页。


藏印:武福鼐印、铁岭王贵忱章、可居室印
题跋:一:余又见别本亦有改正数处,于此略有同异。以保有本来面目,未移录也。辛卯(1951年)九月二十日,适斋鼐记。
《汉学师承记》河南省立图书馆有江建霞批校本记过录。
文中公眷恋行朝下文气不接,疑有脱漏。尾句史官句亦措词欠检,应改作“以俟异日著史者采焉”。罗君此文细读似未畅洁,何耶?关某小跋更为伧气,题封隶书亦欠浑朴,不似深究金石之学者。
二:罗师撰《海宁王忠慤传》石景三百本,分赠同志。后索者已不易覩,况此为罗师手自改订本,重付印忠慤《哀挽录》者又三百本中唯一之物,至为难得。昔余奉师命督校印之役,不忍将此本付之手民,因录複与之。又以海宁遗象及遗墨附订于前,存诸巾笥,以志景仰。呜呼,海宁一死,名重泰山,为之作传者多矣,而独以吾师此文为能得其真。罗师之文尤以此自改本为能得其神,顾不已重可宝哉。丁卯秋七月百益关葆谦识于津沽客次
三:当日雪堂公改本不知何缘落关丈伯益手,顷贵忱兄见示,鉴其题识,知出汴垣,丈固汴人也,忆丈随在津沽博爱工厂历年事,已越七十年,而墨渖犹新,人事变迁,遂如逝水。昔日童子,今忽老耄矣,能毋感慨系之。乙亥(1995年)四月贵忱以事北来出示,敬书其后。继祖。钤印:罗继祖、壮不如人、鲠庵
题签:王忠悫公传改本。适斋题于汴垣。
说明:原藏者适斋,即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武慕姚。
按,武福鼎(1900—1982),字慕姚,以字行,号守拙、拙叟,斋号适斋、守拙斋、望山堂、秋华馆等。原籍河北永年,生于湖北京山。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国学系,受业于梁启超、吴承仕、范文澜、邵瑞彭等名家。1931年任教于开封第一高师,1949年后,先后在河南省文管会、图书馆、文史馆任职。精于版本、经学、诗词,亦精书法,碑帖鉴别与张彦生有“南武北张”之称。
罗振玉(1866-1940),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浙江上虞人。农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罗振玉改订本
王忠悫公传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罗振玉醵金恤其孤寡,编其遗文为《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并作观堂先生传二千余言,即付诸石印之三百本《海宁王忠??公传》。此本即经罗振玉手自改订的初印石印本,由罗氏门人关百益保留下来,并王氏遗像遗墨合装为一册。关百益(1882—1962年),名葆谦,以字行,号益斋。满族、落籍河南开封。初为罗振玉农科大学弟子,后任八旗高等学堂、河南第一师范等校校长。抗日战争前,曾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北京考古学社社员。长于金石考据之学,晚年喜研究古钱。著有 《汉石经残字谱)、《新郑古器图录》、《方城币谱》、《东亚民族国币举要》等书。
此本由关氏题扉页,并跋文一篇,记述两次刊印罗氏所撰王传经过甚详。一九九五年四月笔者与苏晨、宋浩至大连拜访罗继祖先生。并出示此本请罗老加题,当即欣然命笔题之。
(节录自《可居丛稿》第67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
可居室藏
罗振玉书翰
述略
可居室藏雪堂书翰共有:信札四十一通、改订本《海宁王忠慤公传》以及扇面、碑记考证、题跋等。
信札写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一年之间,内容涉及印书、文物鉴定、买卖、筹款赈灾,乃至亲友间嘘寒问暖等,但真实记录罗振玉在日本的传古伟业,是这批信札的最大价值。
一九一一年,罗振玉应日本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教授邀请,与王国维一起携眷东渡日本。寓日期间,罗振玉潜心著述,八年共成书四五十种,刊书一百多种。其重要著作如《殷虚书契考释》、《流沙坠简》以及有关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都完成于此时,奠定了一代学术大师的基业。二十六通写于京都的信,内容多与编印书籍有关,透过平淡寻常的字句,一代学者成就千秋伟业的艰辛跃然纸上。
如,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八月二十五日致宝熙信中谈到:
今年《石室佚书》外,刊《秦汉瓦当文字》二卷及《齐鲁封泥集存》二书(不分卷,专补吴、陈二家《封泥考略》之缺,约两月後可成),力已不能它及矣。若今年所印各书可以售出成本,将以此款印《殷商吉金文字》 (约六卷)、 《敦煌石室遗书》 (诸经诸子《文选》之类)、《芒洛冢墓遗文》(三卷),不知明年能偿此愿乎?此外待刊者十倍于是,但有以没世为期,成一种是一种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新疆甘肃内蒙等地的汉晋木简及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的出土和发现,使中国的学术文化进入了空前大发展时期。大时代造就了罗振玉的使命感,编印古物书籍即被罗振玉视为第一要务。罗振玉曾有过庞大的整理金石遗文的计划,总名曰《集古图录》。宏愿虽未达成,但终其一生的编研均依此进行。罗振玉继承历代学者的研究传统,并对前人不注意的器物,亦进行广泛搜集、研究。
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九月二十五日致宝熙:
……元钞版既至属笃好,玉不敢强,既已著录,则器之为己所藏否,亦无关係,惟前以此等物,鉴古家多不收,向不甚贵……
又,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致宝熙:
再,《封泥瓦当》成後,若尚未枯槁以死,则印《历代官印集存》,金石之学,其中最未发达者为印鉨学,其有裨于官制、姓氏、地理、小学者不少,拟分端以考究之纸,有餘隙并以奉闻。
罗振玉对金石古器物的刊布流通重于收藏,以为金石虽寿,转赖墨本以永其年,对古镜、玺印、封泥、瓦当、符牌、官印等分类编印,使不少已佚文物得以保存图像及铭文。
保存和研究敦煌文献,是罗振玉名垂千古的又一伟业。
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十月朔致宝熙:
……此次《佚书》百部,印价二千元有奇,已算极廉,比较四五家,均贵于是。此次又係照定价,全数售出,恐尚略有亏损,不能再贬价,亦无力再印,如购书若不知印书者甘苦如此,可叹也。近作《鸣沙石室佚书序》,寄呈钧正,其中多牢骚语,亦道其实耳。……
《佚书》是指《鸣沙石室佚书》,此書的刊印费尽周折。一九○九年九月初见敦煌遗书,罗振玉“一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当月写出《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此为世界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介绍敦煌文献的文字。随後倡议集群力影印流传,诸公曾一倡百和,後在商务印书馆搁置数年,同志难求,最终由罗振玉独力任之。
在简牍学领域,罗振玉也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
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正月二十七日致宝熙:
玉近与王静安兄考订英人所得敦煌书简,编为《流沙坠简》三种,共六卷。关于考古,所得甚宏。惟尺寸较大,玻璃版印价益昂,勉印百部。全书一百馀页,原简用玻璃板,考释则用金属版。每部成本须九元以上,现定价每部十二元,八折收价,装两巨册,约下月末可以印成。先奉样张二纸,以便印成时寄奉。都中共可售若干部,仍求介绍,以流传之。……
英国的斯坦因曾在甘肃敦煌及新疆罗布淖尔盗掘大批汉晋简牍,由法国学者沙畹作《考释》。罗振玉根据《考释》,与王国维用出土文书结合古籍文献的方法重新整理而成《流沙坠简》一书。此书刚付梓便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流沙坠简》本欲俟《考释》印成,同时发售,而此间及沪上求之甚亟,故先售上册三卷……”(民国三年甲寅二月十六日致宝熙)《流沙坠简》成为研究汉晋简牍的开山之作,被鲁迅誉为国学研究的典范。
一九一六年王国维回国,罗振玉的学术活动没有丝毫停滞,每月必成书一或二三种不等,此年著述共十二本,刊书九种,甚至因伏案过劳引起眼疾,“医者戒读书作字”,亦未有鬆懈,其毅力之坚,无与伦比。
……
罗振玉之倾力印书,则完全出于传古的使命感。种种心迹,于信札中时有表露。如,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八月二十五日致宝熙:
学术有待于我辈传续者不少,半生所蓄古文字与考古之资料颇多,愿一一编印传世。
匪夷所思的是,雪堂的传古活动竟招来某些人的猜忌,当年曾哄传罗振玉在日本藉印书发财垄断学术之妄谈。然而在致宝熙的几封信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况。
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八月二十五日:
玉今年上半年温经,长夏校印《石室遗书》。秋间病足,家人亦次第患感冒,心绪甚劣。加以财力空匮,一家十口,孤悬海外,无岁入之常款,饿死分也。故亦不以为忧,所苦无传古之力。……时局无可言矣,以此身为学术之牺牲,其它嗜好(指收集书画古器)一切屏(摒)绝,以节物力。
又,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九月二十五日:
此间经济奇绌,玉亦窘甚。故韩君言,阁帖在京可售三千,今以半价亦不得不售去也。
为了印书,罗振玉常令家人陷入炊烟欲断的窘境,必须靠出售长物来维持生计。
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十月三日:
此画爱之甚笃,本不求售也。拙藏本以自赏,非有贸迁之意,惟遇炊烟欲断时,出以易米耳。故所藏储,未尝揣摩时尚,亦不欲揭竿求售。区区之怀,尚祈鉴宥。
囿于个人财力有限,罗振玉认为“学术传布之责,天下有力者,当共兼之”。罗振玉一生著述三百四十多种,传刻古图书刊布新材料在六百四十种以上计一千五百八十九卷。当之无愧为中国近代史上传古第一人。
在这批书翰裏,有两件藏品值得注意:一件是一九一六年十月五日罗振玉致邹安的信,另一件是罗振玉手自改订本《海宁王忠慤公传》,从中反映出罗振玉对王国维生前身後始终如一的关心,是澄清罗、王关係的又一新证。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震惊世人。罗振玉虽因儿女私事与王国维失和,但闻讯即为王做了一系列事情:赶写《海宁王忠慤公传》、经纪丧事、编辑《海宁王忠慤公遗书》等。八月因《海宁王忠慤公传》发行告罄,决定重印。重印本增加了王国维遗像及遗书,付印前罗振玉仔细过目,校勘改动多达二十多处,现在发表的《海宁王忠慤公传》均据此改订本。今见可居室所藏罗氏亲笔改订本,手泽犹新,书後还有罗继祖先生的题跋,弥足珍贵。
王氏自沉後,有人臆造了罗振玉剽窃王国维研究成果、逼债等谰言,致使罗振玉蒙尘染垢半个多世纪。而由现存可见的尺牍、书稿等资料,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上种种均为毫无根据的捏造。当年与罗振玉并非素交的川田瑞穗先生曾公正评判:“今观罗氏撰公传及祭文,复为公代上封章,经营其身後,则罗氏之对公可知。由此观之,此种谣言亦不待辩而自明矣。”
罗、王相识于一八九八年,此後三十年亦师亦友。罗振玉对王国维的发现、提携和帮助,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私谊,是对中国学术史的又一重大贡献。胡文辉在其《现代学林点将录》中评说:“世无王国维,罗振玉仍为罗振玉;而若无罗振玉,则至多仅有文学史家的王国维,必无古史学家的王国维矣。”
二○○五年由张本义、萧文立主编的一百八十八册《罗雪堂合集》的出版,更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史的重大事件,确立了罗振玉“开百代之学风,啟後昆之法门”之国学大师地位。可居室藏品也收录其中。
(节录自刘春喜、阮华端撰《中国近代传古第一人——可居室藏罗振玉书翰述略》。原载《可居丛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825-838页)
Luo Zhenyu?Manuscript
letter; ink on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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