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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御制矾红洋彩海水江崖双龙赶珠纹大尊
北京
2023年11月30日 开拍
拍品描述
创作年代 清乾隆
尺寸 高53.9cm
题识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拍品描述 据前述雍正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文件》中记载,雍正皇帝曾下旨此类龙纹「照大瓶上龙形画下」,雍正时期青花大尊同饰此纹样者,其一为南京博物院藏,图见《清瓷萃珍-清代康雍乾官窑瓷器》,图版42;其二为首都博物馆藏,著录于《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陶瓷卷》(下),页192,图版190;其三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见《故宫博物院藏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页104,图版90;天津博物馆藏其四,此类大瓶或为红龙玉壶春仿烧样例。 此四尊高度皆在56-58厘米左右,传世乾隆时期矾红器,发表于海内外公私著录之中,未有器型敦硕如本品者,应属乾隆早期,唐英协理御窑厂延烧雍正御瓷佳例。器型及纹饰皆与雍正青花大尊相同,唯有绘饰方式以矾红彩取代青花,亦与乾隆皇帝于《遵旨敬谨办理陶务折》内朱批御瓷不可「远逊于雍正年间所烧者」这一旨意相符。 整器「中法为体,西法为用」,仿明永宣时期红龙器,妙合西洋意趣,仅以矾红一色于窑火中融淬,晦明变幻,韵味无穷。器型及纹样主题宗雅仿古,延续永宣风华,同时改进装饰旧法,以西洋风格渲染纹样,将西洋画中光学原理呈现御瓷之上,平添工致而有清韵之感,中西合璧,圆融无碍,显示宫廷造器法度,深具皇家威仪。 此类矾红器与珐琅器皆需回窑低温二次焙烧,每次回窑烧造总有残次之作,加上大型器较易变形破损,若能烧造出符合供御要求的矾红大器,实属难得,雍乾二朝纯以矾红一色装饰龙纹御窑器物者,存世者寥寥,且皆以尺寸适中的陈设器为主。雍正时期矾红瓶例,参考仇焱之先生捐赠,出版于《清瓷荟锦》,页96-97,图版55;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两只白瓷描红九龙纹双耳扁壶,馆藏编号故瓷005285、故瓷016496;另一则同载于《中国艺术品经眼录-埃斯卡纳齐的回忆》中,图版426,而如本品体型丰硕,以矾红为饰者,仅见此例,不可方物。 一、延明之制 矾红一色装饰于御瓷之上,目前考古出土最早实物,首见于洪武一朝,为1964年出土于南京明故宫的洪武时期矾红彩云龙纹盘。(例见《朱明遗萃——南京明故宫出土陶瓷》,页40)据明嘉靖年间王宗沐《陶书》载:「用青矾炼红,每一两用铅粉五两,用广缪合成」。可知当时的矾红主要由青矾配置而成。 清代康熙时期御窑重开,矾红随之复烧。据文献记载,康熙年间法国来华的传教士殷宏绪信中曾有:「往一两铅料中添加二钱红料,二者过筛后,以干爆状态进行混合,然后掺以带少量牛胶的水",其中「牛胶」的加入主要为方便粉状矾红附着于釉面之上,根据这一特性,除矾红外,于清宫档案之中,更以其施彩技法将之命名为「抹红」。如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照甘露瓶抹红颜色亦烧造些。」 此尊即通体以矾红为饰,兼施「抹红」及「描红」技法,由口沿至底足分别绘饰海水纹、如意云头纹、蕉叶纹、回纹、卷草纹、双龙赶珠纹、如意纹、莲瓣纹等多层纹样,皆源自两岸故宫清宫旧藏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请看参阅页之比较图)。 红龙纹之描绘,参考永乐一朝釉里红龙纹梅瓶,录于《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页50-53,图版8、9;图中龙纹、宝珠纹、云纹、海水江崖纹的布局皆与此尊相类。器型则化裁汉代铜壶而来,摹本可见《宁寿鉴古》·卷九所载汉兽环壶六。 清代御窑自康熙朝开始即以永宣为本,《清史稿》记康熙时期大臣刘廷玑设计官窑式样:「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成化)、宣(宣德)黝水、颜色、橘皮、糉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自此奠定御窑造型纹饰基础。 二、融汇西风 整尊依照器型之丰敛,通体仅以矾红一色间留白绘饰,值得一提的是,其绘饰技法及装饰纹样皆借鉴并融合了西洋意趣,如龙纹于细节描绘之上极尽能事,龙鬃、角、鳞、爪皆详实而完备,多个色阶由浓转淡,深浅显晦细入毫芒,同时以较浅的色阶表示物象的高光处,使之更为传神立体,清晰明快。肩部所饰丰茂的卷草纹,融合了藤蔓、忍冬等植物的样貌,曾为古希腊主要装饰题材,十二世纪伊朗及叙利亚器物中皆有所见,后经由中西方贸易往来传入。十七世纪随着西方巴洛克、洛可可艺术兴盛,其绘饰方式更为华美考究,具有流动的韵律感,同时期纹样可参考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16-17世纪欧洲画稿,(见附图一)。 以西洋笔意渲染的纹样,皆为景德镇新仿西洋珐琅画法的洋彩器皿,本品亦为之属。这种「仿洋」御瓷记载于唐英《陶成纪事碑记》所呈五十七种「岁例贡御」之中: 「仿西洋雕铸像生器皿,五供、盘、碟、瓶、盒等项,画之渲染亦仿西洋笔意。」 「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 三、红龙,来自雍正帝的嘱托 纵观雍、干两朝帝王,对御瓷烧造皆十分关注,而「花纹清真」「颜色鲜明」是于《清档》中经常可见的对于诸式白地红花御瓷的要求。如本品所饰红龙纹样,遴选雍乾时期活计文件中记载如下: 雍正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据(交珐琅作催搃张自成),圆明园内来贴,内称本日司库常保首领太监萨木哈持出「白地红龙大玉壶春瓶一件(口上有缺处随黑漆座)」,传旨「……此白地红龙玉壶春瓶上红龙画得甚好,但龙尾不甚爽利,上下花纹亦好,画得略浑些,可将此玉壶春瓶照大瓶上龙形画下,酌量或画两条或画一条,其龙尾改画爽利些,上下花纹照样俱要画清楚,烧珐琅。」 雍正十年八月六日,传旨「着将二十四日交出白地画红龙大玉壶春瓶,照样旋木样交与年希尧烧填白釉几件,钦此。」 雍正十三年一月十日「萨木哈持来(入珐琅作),画红珐琅大玉壶春瓶一件,说宫殿监副侍李英传旨,此瓶上龙身画得罢了,但龙发甚短,足下花纹与蕉叶亦画的胡涂,俟后再往清楚里画,钦此。」 乾隆二年五月十一日,首领吴书将画得白磁玉壶春瓶样一件交太监毛团呈览,奉旨准样准做,钦此。」并「于本年九月初九日,首领吴书将烧造得画红龙玉壶春二件交太监毛团呈进讫。」 由以上雍正十年至乾隆二年的几条烧造清档可知,雍正皇帝对红龙的描绘十分关注,屡次对包括龙身、龙尾、龙发,乃至配饰花纹的清晰程度下达旨意,至乾隆早期此类纹样依旧延续雍正时期风格烧造,如本品所绘龙身、龙发、龙尾乃至足下花纹及蕉叶纹,皆明快爽利,纹样清真,毫无拖泥带水。 雍正时期以胭脂红珐琅料描绘红龙纹样的玉壶春,见着出版可见两例,其一为东京长尾美术馆,长尾钦弥旧藏,著录于《世界陶磁全集·12清朝篇》,河出书房新社发行,页178,图版fig.26;另一则为著名古董商埃斯卡纳齐收藏,收录于《中国艺术品经眼录-埃斯卡纳齐的回忆》,图版164;这两件珐琅彩红龙玉壶春瓶于纹样的布局以及表现形式方面皆与本品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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