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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致袁克定信札一通两开
广东
2023年07月26日 开拍
拍品描述
尺寸:25.5×17.5 cm.×2 10 ×6 7/8 in.×2?约0.4平尺(每幅)
质地:水墨纸本
形式:信札
著录:《袁世凯全集》第19卷P758,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作者简介: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河南项城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
释文:克定阅:接彰电,汝坠马受伤,骇念。仲芹即先去看,另延他名医续往,详细情形,专弁等往视。近日事机稍顺,少川约明日可抵津,不似日前之执拗,大局可望不致决裂,望勿为念。家眷稍缓,完移亦无不可,汝可暂在彰调养,大名窜匪已击散远飏,彰郡当可无意外。切勿著急,至要。予泐。即日。
藏印:铁岭王贵忱章
出版:《袁世凯父子书迹摭谈》,胡文辉,《收藏 拍卖》2004年第三期,第17页。
可居室藏品中,晚清民国间重臣、政要之手迹是一大特点,这源于王贵忱先生因重其人而重其书、乃至片纸可珍的学术理念,非仅仅关注历史上重要人物而已。先生此批书札,大宗如晚清大吏张之洞及其核心幕僚梁鼎芬一组,如中枢重臣潘祖荫、翁同龢、张荫桓各一组,尤其是后者,可以看出先生作为张荫桓研究专家之其来有自。和上述人物相比,活跃在晚清、民国间的袁世凯同样是重量级人物,不同的是,上述人物娴于书画、留下作品甚多,袁世凯则墨迹甚稀,此批袁氏书信、文献,可谓是可居室藏品中之白眉。
袁世凯有兄弟六人,行四,五弟即袁世辅;有17个儿子,最著名者为袁克定、袁克文,克定为原配于氏所生,克文为三姨太金氏所生。袁世凯致袁克定、致五弟书信二通,集中于长子袁克定骑马受伤一事。据袁克文回忆,当时袁家还居住在河南彰德老家,苦于匪患骚扰,袁克文建议移眷天津,但袁克文力阻。待袁世凯拍板迁居天津,袁克定与其母、袁世凯之原配于氏借口留守祖产,仍留洹上。袁克定送袁克文等家人至车站,袁克文“见兄汗流如雨,两颊赤紫,怒目直视。予恐其疾发,劝之归村……”,“大兄原乘骡车来,归乃乘予之马,予阻之,不听,望其款段入村,未几车行。方至津,彰德已先电至,谓大兄坠马,伤甚,嘱予归视,先公亦电令归……”
此为袁克定坠马受伤之起因。袁世凯应是在得知克定坠马后第一时间即致信,信中云:“仲芹即先去看,另延他名医续往,详细情形,专弁等往视。……家眷稍缓小元移亦无不可,汝可暂在彰调养,大名窜匪已击散远飏,彰郡当可无意外。切勿著急,至要”,颇有轻描淡写之概。但信中提及“近日事机稍顺,少川约明日可抵津,不似日前之执拗,大局可望不致决裂,望勿为念”,按,少川即唐绍仪(1862—1938),与袁世凯关系极深,二人自驻扎朝鲜时便结为好友,民国肇始,二人分别为第一任总统、第一任总理,却因袁世凯大肆揽权,府院矛盾激化,终致决裂而唐氏去职。袁克定坠马在1912年初,则正是唐绍仪内阁由南京迁往北京时。这是当时的大事,袁世凯在信中谈及此事,隐隐有对袁克定共商机密之意,他对这位长子的重视程度,亦可见一斑。
如果说袁世凯在致袁克定信中俨然是不失英雄本色的严父形象,那么在给五弟袁世辅等人的信中,则“整破防了”——他不仅力促诸人督促将袁克定移到天津就医,且对于“彰宅医多乱治,且甚嚣杂”的状况,提出“万不可再乱治,亦深知宅内诸位皆相爱之意,但乱治适足害之”,“必须专信西医诊治方可望痊”,事无巨细,言之谆谆,而且坦言“兄年已逾五旬,当此乱世,只此一子可支门户”、“近日万忙,不意添此意外,心思伤心连舛,徒呼奈何”云云,均可见袁世凯的慈父的一面,亦可看出他对袁克定之重视,可惜袁克定终究耽误治疗,落下腿部残疾。
历来有袁克定力掇其父登皇帝宝座、误尽袁世凯一说。袁克文在谈及坠马一事还说,“后大兄伤虽愈,而脑髓经震,神思昏乱,其病确原事不遂意,愤憾而成,卒因此遭人愚弄,酿成洪宪之祸,呜呼哀已”云云,即将此次坠马的影响与袁克定后来的人生决策联系在一起。据说,正是因坠马误治,袁世凯命袁克定到德国医治,结果受德皇威廉二世鼓吹帝制,遂萌生恢复帝制之念。袁克文与兄长不睦,其回忆亦多迷离之词,衍为故事,遂为后世所津津乐道。但袁世凯这两通书信,却以第一手的文献材料,对袁氏父子之间的关系,有直接的呈现。袁世凯之致子书一通,谈及“当今之世,到处荆棘,立身有几大关建,书诸楮墨以自励”,详细地谈及如何待人处事,借以安身立命,可以视为袁世凯这位乱世豪杰的经验之谈,亦可见其重视子女教育,语重心长,且以大材许之,可以参看,对于袁氏父子之间的关系,亦有研究价值。
袁克文向以不乐仕进的豪门公子形象名于世,娴于书画戏曲,雅好收藏,好声色征逐,交游皆一时名人文士,风流倜傥,为“民国四公子”之一。写过袁克文小传、编过寒云日记的郑逸梅曾说“克文的收藏是多方面的”,不仅古籍善本、书画(“寒云”之号即来自宋人王诜的《蜀道寒云图》)、钱币、邮票,印章亦其一大爱好。他撰有《洗印记》一文云:
“于洹上农家,以玉珮及银币二,易得魏武帝幼子曹整印,适端陶斋信宿村中,便持印往质,端据印赞叹,称奇者再。取印泥拓数纸,印留无还意,且即日欲行,忧之。会群饯端于别馆,乃乘隙入室,怀之以归。后印一度堕颐和园,再堕于西苑之北海,悬赏求得,又为友人巧取而去,以计赚归,系襟带间凡十年,既而与古匈奴玉玺,汉秦嘉玉印,汉虎牙将军银章,同藏宋代错金镂银宝匣中,日夕置枕侧。一日,出印摩挲,坠唾盂中,加以洗拭,忽露光色,用布磨擦,采泽毕现,乃古之紫金。认为获于十载前,昭于十载后,喜而写《洗印记》纪其事。”
即此印差点就被另一位大收藏家端方(1861—1911)干没了。可居室收藏的袁克文古印题跋,即有曹整这一方,这则写于宣统三年(1911)的题跋,袁克文考证曹整生平,则是《洗印记》所未道及者。袁家与端方有戚谊,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娶端方之女,可居室藏有袁克定致端方信札一通,均可见两家之关系。可居室又藏有袁克文评海上书画家张丹斧书法的手迹《篆圣丹翁》一文,对张丹斧的篆书推崇备至。张系袁克文上海期间的密友,书画收藏及为报纸撰文,与张丹斧均有关系,二人亦分分合合,此件墨迹可以视为袁克文在上海时期的一件见证之作。
袁克文所交名士中,以大方(方地山)故事最多,大方先是为袁克文老师,后二人结为亲家。大方擅书法,收藏古钱币极富,尤其以集联最为文人掌故。大方与天津周家渊源亦深厚,关于他的行状趣事最详实的一篇,即是周一良先生所撰。
可居室慕其风流豪爽,历年搜罗大方书法,文稿、扇叶,多有晚清民国间掌故,并撰有《钱币学家方地山轶闻》一文,谈及收藏。大方致周叔弢(周一良之父)的信札,即录了他为晚清民国间大收藏家裴伯谦(1853—1930)所作挽联“出其余技以鉴赏自娱,天水冰山皆俗眼;想见当时为权豪所忌,昆仑河海有奇冤”,并自许“尚不恶也”。其余如“叔弢属写平生赠妓联语,因先叙薛涛本事为谈助”,即为周叔弢所写平生为歌妓所作集联,扇面双面,墨气淋漓,豪气纵横。《阮寿岩先生六十寿序》长卷,则是大方为民国间银行业元老、金城银行天津分行总经理阮寿岩所作六十寿序,全文一千余字,精心杰构,书写并佳。此与赠歌妓集联,恰好一谐一庄,“联圣”风采,如在眼前。
Yuan Shikai LETTERS TO KE DING
letter; ink on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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