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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拍卖首页 > 中鸿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 民国往事 > Lot 830
闻一多（1899-1946） 印章
北京 北京时间
2022年09月12日 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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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尺寸：H:3.2 cm.
材质：1940年刻
形制：石
『边 款』 应子翰兄托，为晋笏治是印，庚辰正月，一多。 『印 文』 石屏李晋笏字右侯号华绶之章 『出 版』 《百年翰迹》，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 哲学泰斗 冯友兰出生于1895年，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冯的父亲冯台异是晚清的进士，其家境优越，幼年的冯友兰由专人教学，旧学功底很扎实。冯友兰是在1912年读上海第二中学期间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上学期间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而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也被老师列为了必读书目，这本书算是冯友兰对哲学的启蒙读物，让其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5年冯友兰以优异成绩考上了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哲学系，正式开始系统地研究哲学。后来冯友兰留校任教，后来1919年赴美留学。1928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曾任秘书长、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代理校务会议主席、校务会议临时主席等。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在清华大学校园主干道西侧的青草坡上，有一座复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体主看面朝向昆明所在的西南方向，正面刻有冯友兰先生撰写的碑文，背面镌入抗战期间参军学生之姓名，共计834人。一侧刻有西南联大校训，另一侧则为此次建碑所立的碑志。 1938年4月2日，南迁的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三校师生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旗帜，团结合作、弦歌不辍，不但维系了中华教育之命脉，也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正是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而建。 国事维艰、物质窘迫，联大教学和生活的环境异常艰苦。华罗庚一家居住在郊区一个牛圈的二楼，六年来一直过着与“牛”共舞的日子。闻一多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利用课余时间替人刻印挣钱。因为路途遥远，很多教授都要步行十几公里来校上课。周培源每天骑马的身影，则成了联大一景。 更大的问题来自于安全。日寇飞机经常来袭，“躲防空”成了人人都上的必修课。在连绵的烽火中，师生们依然坚持求索、不懈追求。伴随着空袭警报声，金岳霖在山坡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论道》。一批开创性的著作和学术成果也纷纷在硝烟中问世，为联大赢得“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的称誉。 冯友兰先生在晚年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写道：“1946年上半年，三校忙于分家和准备北归的事，在有一次清华的校务会议上，梅贻琦说，我们在昆明呆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会上我就提议，留下一个有古典形式的纪念品。大家都说好，就推我筹备这件事情。我就筹备立一个完全合乎传统形式的纪念碑。严格地说，这座纪念碑并不是联大常委会正式决议建立的，而是作为在联大中的人为了纪念联大而建立的。碑文是我作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二用。”“纪念碑按照传统的款式，署名‘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的背面刻着从军的联大学生名单。联大决定于1946年五四纪念日结束，纪念碑也于是日揭幕。那一天上午，先开联大的会，全体师生集合，由我朗诵纪念碑碑文，然后到新校舍后面小山上为纪念碑揭幕。经历抗战八年的联大就此结束。” 在工字厅南苑的林木丛中，甲所和丙所之间的开阔地带上，还有另一块设立于1988年校庆时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额乃闻一多教授所篆之原迹。碑上所刻诗句，首字嵌联为“西南联大”。 当年西南联大的创建者中，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也不乏德高望重的师长，冯友兰属于后者。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拓展了自 己的学术事业，也为西南联大的建设做出了历史的贡献。回顾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的工作及其对创办西南联大的贡献，考察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同样会带给人们启示与教益。 当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后 以常委会的形式组成伞校领导机构，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担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并组织多种专门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胡适受聘为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选为哲学心理教育学系教授会主席，并被聘为长沙临时大学图书设计委贝会丰任，课程委员会委员。西南联合大学仍然沿袭长沙临时大学的管理体制。
『边 款』 应子翰兄托，为晋笏治是印，庚辰正月，一多。 『印 文』 石屏李晋笏字右侯号华绶之章 『出 版』 《百年翰迹》，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 哲学泰斗 冯友兰出生于1895年，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冯的父亲冯台异是晚清的进士，其家境优越，幼年的冯友兰由专人教学，旧学功底很扎实。冯友兰是在1912年读上海第二中学期间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上学期间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而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也被老师列为了必读书目，这本书算是冯友兰对哲学的启蒙读物，让其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5年冯友兰以优异成绩考上了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哲学系，正式开始系统地研究哲学。后来冯友兰留校任教，后来1919年赴美留学。1928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曾任秘书长、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代理校务会议主席、校务会议临时主席等。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在清华大学校园主干道西侧的青草坡上，有一座复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体主看面朝向昆明所在的西南方向，正面刻有冯友兰先生撰写的碑文，背面镌入抗战期间参军学生之姓名，共计834人。一侧刻有西南联大校训，另一侧则为此次建碑所立的碑志。 1938年4月2日，南迁的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三校师生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旗帜，团结合作、弦歌不辍，不但维系了中华教育之命脉，也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正是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而建。 国事维艰、物质窘迫，联大教学和生活的环境异常艰苦。华罗庚一家居住在郊区一个牛圈的二楼，六年来一直过着与“牛”共舞的日子。闻一多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利用课余时间替人刻印挣钱。因为路途遥远，很多教授都要步行十几公里来校上课。周培源每天骑马的身影，则成了联大一景。 更大的问题来自于安全。日寇飞机经常来袭，“躲防空”成了人人都上的必修课。在连绵的烽火中，师生们依然坚持求索、不懈追求。伴随着空袭警报声，金岳霖在山坡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论道》。一批开创性的著作和学术成果也纷纷在硝烟中问世，为联大赢得“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的称誉。 冯友兰先生在晚年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写道：“1946年上半年，三校忙于分家和准备北归的事，在有一次清华的校务会议上，梅贻琦说，我们在昆明呆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会上我就提议，留下一个有古典形式的纪念品。大家都说好，就推我筹备这件事情。我就筹备立一个完全合乎传统形式的纪念碑。严格地说，这座纪念碑并不是联大常委会正式决议建立的，而是作为在联大中的人为了纪念联大而建立的。碑文是我作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二用。”“纪念碑按照传统的款式，署名‘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的背面刻着从军的联大学生名单。联大决定于1946年五四纪念日结束，纪念碑也于是日揭幕。那一天上午，先开联大的会，全体师生集合，由我朗诵纪念碑碑文，然后到新校舍后面小山上为纪念碑揭幕。经历抗战八年的联大就此结束。” 在工字厅南苑的林木丛中，甲所和丙所之间的开阔地带上，还有另一块设立于1988年校庆时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额乃闻一多教授所篆之原迹。碑上所刻诗句，首字嵌联为“西南联大”。 当年西南联大的创建者中，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也不乏德高望重的师长，冯友兰属于后者。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拓展了自 己的学术事业，也为西南联大的建设做出了历史的贡献。回顾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的工作及其对创办西南联大的贡献，考察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同样会带给人们启示与教益。 当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后 以常委会的形式组成伞校领导机构，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担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并组织多种专门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胡适受聘为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选为哲学心理教育学系教授会主席，并被聘为长沙临时大学图书设计委贝会丰任，课程委员会委员。西南联合大学仍然沿袭长沙临时大学的管理体制。
《百年翰迹》，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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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估价：5,000 - 8,000 人民币 起拍价格：5,000 人民币  买家佣金：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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