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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遗珍 吐蕃王朝理查维风格金刚手菩萨
四川 北京时间
2021年10月12日 开拍
拍品描述
年代:公元8-9世纪 尺寸:宽约7.9cm 高约23.5cm 产地:西藏 风格:吐蕃王朝的理查维风格 质地:红铜鎏金 来源: 1、购自Kapoor Galleries,纽约,1984年10月4日。 2、詹姆斯及玛丽莲·阿索道多夫伉俪珍藏,芝加哥。 3、佳士得 美国。 参阅: 1. 霍巍,《神幻之影—拉萨大昭寺吐蕃木雕的艺术风格与源流》,西藏大学学报,2010年3月 2. 冯·施罗德,《Buddhist Sculpture in Tibet:Volum 2 Tibet and China》 3.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 吐蕃王朝世系明鉴》 参阅图: 图1,大昭寺“法王殿”门楣,公元7世纪吐蕃时期,尼泊尔理查维风格 图2,布达拉宫“利玛拉康”金铜佛像殿 图3,因陀罗,公元741年,尼泊尔理查维王朝,Solomon家族旧藏。 图4,金刚手菩萨绢画,公元9世纪初期敦煌,大英博物馆藏 图5,文殊菩萨,布达拉宫利玛拉康藏 图6,立姿菩萨,布达拉宫管理处藏 图7,金刚手菩萨,故宫博物院藏 图8,立姿菩萨,国外私人收藏 鉴赏: 吐蕃遗珍 一尊理查维风格金刚手菩萨 撰文/谢江 金刚手菩萨,梵文名vajrapani,因其手持金刚杵而得名,也称为金刚菩萨或持金刚,为金刚部的上首菩萨,象征“坚固不坏之菩提心”与“烦恼即菩提”之妙理,以大勇大力为特征,具足度化众生的神通能量,是诸佛菩萨力量的总集。他与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合称“三怙主”,分别代表“力量、慈悲、智慧”三种特质,备受信徒尊崇。 此尊金刚手菩萨头戴三叶法冠,帽冠两侧结花型冠结;菩萨大耳垂肩,双耳分别佩戴造型不同的耳铛,表现出喜马拉雅古典美术的审美偏好;金刚手菩萨面庞饱满圆润,眼帘低垂,双眼刻画瞳孔,呈现出悲悯肃穆的神态;鼻梁挺拔,嘴唇较窄且丰满厚实,符合早期佛教度量;菩萨胸前装饰一圈连珠纹以表现项链的存在,体现出早期菩萨像较为简洁的装饰风格;菩萨躯干挺拔,宽肩,细腰,上身呈倒三角形,胸部、小腹处可见自然优美的肌肉轮廓。左手持三股金刚杵,这是早期佛教美术中广泛流行的样式,其线条犀利,充满张力,体现出金刚手菩萨力量与慈悲的特质;右手举于身前,手掌向外施无畏印,象征布施无怖给众生。下身着古印度男子特有的裙裤(dhoti),裙裤呈不对称样式,一高一低,这一设计是尼泊尔理查维王朝至过渡时期的特有样式,极具时代特征;菩萨体态挺拔健硕,右脚略微向前迈进,营造出一位年轻男子轻盈自在的三折姿态;底座为圆形仰覆式莲瓣,莲瓣较为扁平,其上刻川字纹,呈现出典型的尼泊尔理查维风格。整尊造像采用高纯度红铜实心铸造而成,造像历经一千余年传世,表面的鎏金已磨损殆尽,仅在缝隙处有些许的残留,与古朴的红铜产生强烈的视觉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此尊造像虽然呈现出十分具有辨识度的理查维风格,然而其光滑莹润的皮壳并不符合尼泊尔造像供奉仪轨所造成的传世状态,面部残留的泥金和发髻染蓝说明其曾经供奉在西藏的寺院,在身型塑造方面亦与尼泊尔加德满都传世的标准器有细微差别,种种迹象表明,此尊金刚手菩萨极有可能与尼泊尔理查维王朝同时期的西藏吐蕃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吐蕃王朝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有史料记载的统一政权。公元七世纪上半叶,吐蕃王朝的第一任赞普松赞干布迎娶信仰佛教的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大唐文成公主为妃,这标志着佛教正式由官方渠道传入西藏。在两位王妃的推动和松赞干布的大力资助下,拉萨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先后落成。根据藏文史料记载,大昭寺最初共建有八个佛殿,内部除了供奉赤尊公主从尼泊尔迎请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弥勒佛、圣救度母等佛菩萨像外,还有尼泊尔工匠塑造的世间自在。这一历史资料表明,在大昭寺修建时,就已经有尼泊尔纽瓦尔工匠在拉萨铸造佛像,那么这一时期所创作出来的雕塑也必然为纯粹的尼泊尔风格,可以说,尼泊尔艺术奠定了7世纪西藏本土艺术的基调。《西藏王统世系明鉴》曾记载:“ ···国王问尼泊尔工匠:你能塑造一尊以我命名、如我面容之十一面观音像吗?答云:能造 ” 。此外,《王统世袭明鉴》还曾记载松赞干布化身一百零八位藏族工匠,在大昭寺内创作木雕、佛像。以上两则故事虽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却也从侧面反映当时艺术生产活动的基本面貌—早期的吐蕃艺术既有尼泊尔工匠参与,亦有西藏本土工匠参与。 大昭寺至今仍旧保留有来自公元7世纪吐蕃时期由纽瓦尔工匠所创作的理查维风格木质门楣浮雕(图1)。根据著名学者冯·施罗德先生上世纪前往布达拉宫、大昭寺考察时所拍摄的照片显示,这些拉萨最古老的寺庙中收藏了大量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传世造像(图2),自从这些造像供奉入寺院以来从未离开,其中就包含了这一批吐蕃王朝时期由尼泊尔工匠和西藏本土工匠所制作的理查维风格造像。这一批造像有着和本尊金刚手菩萨几乎一致的皮壳和磨损,这表明它们在十分相似的环境下传世,在千余年的岁月里不断的被全身泥金、擦拭、再泥金,进而导致了如此相似的包浆。因此,此尊金刚手菩萨极有可能同样出自布达拉宫、大昭寺等始建于吐蕃时期的寺庙,在传世的过程中流入民间,之后入藏西方,可以说有着藏传佛教艺术品中最为显赫、最为殊圣的来源。 然而,业界对此类造像的年代及产地划分从未统一。人们普遍认为,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在9世纪中叶在位期间(公元838-842年),所推行的灭佛运动使得西藏的佛教活动进入了一百年的黑暗时期,因此9-10世纪的西藏不应当有任何的造像生产活动。事实上,在朗达玛继位以前,吐蕃国力发展至最为强盛的阶段,时任吐蕃赞普赤祖德赞对佛教推崇备至,大量金铜造像在这一时期被生产出来,虽然朗达玛继位后推行灭佛政策,然而他仅在位5年便遭到刺杀,即使毁佛的规模再大,西藏极有可能仍幸存有一定数量的前弘期造像。 同类型作品中带有明确年款且年代最早的为一例尼泊尔造像为Solomon家族旧藏的理查维时期铜鎏金因陀罗像(图3)。著名梵文学者Gautama V. Vajracharya在解读其铭文后认为此尊造像创作于“摩纳.提婆纪年第116年Bhadrapada月的一个满月的日子”,也就是公元741年,8世纪中叶。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此尊理查维王朝标准器与本文所讨论的金刚手菩萨在图像学上存在诸多的相似之处。第一:两件雕塑均头戴三叶宝冠,冠叶上的卷草纹样近乎一致,相同的样式还包括头冠的比例以及两侧的扇形冠结,此为时代特征,在同时期的东北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广泛流行;第二:两件菩萨的衣着样式基本一致,如下半身穿着传统的裙裤、斜挎的修行带以及垂于两腿之间的“之”字形皱褶;第三,两件作品的项链和腰带的制式十分相似,仅在细节上有些许差别。然而,两尊作品的体态刻画和身体比例却有明显的差异:741年因陀罗的身体塑造展现出纯粹的纽瓦尔式工艺,肢体更加写实,体态更为轻柔,显然出自雕塑技艺精湛的纽瓦尔人之手;而本件金刚手菩萨的身体姿态和比例刻画相较于前例则更显古拙,极有可能是藏族工匠在吐蕃时期对同时期尼泊尔造像的模仿,同时引入本民族的审美,在尼泊尔艺术的基础上建立的本土艺术风貌。 目前已知明确创作于吐蕃时期的艺术作品存世极少,一件发现于敦煌莫高窟吐蕃占领时期的9世纪金刚手菩萨绢画让我们得以一窥西藏佛教前弘期的艺术面貌(图4)。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金刚手菩萨的帽冠、装饰物、下半身着装样式、莲瓣造型均呈现出强烈的尼泊尔影响,开脸则富有中亚及唐代中原的韵味,而其缺乏动感的姿态、较为古拙的身体比例与本件阿索道夫旧藏金刚手菩萨高度一致,这不仅从正面佐证了此件金刚手菩萨与敦煌绢画的同源性,亦为我们梳理出西藏前弘期造像艺术提供了强有力的图像学特征。据此,我们可以根据公开实物资料进一步归纳出与本件作品创作于同一时期的造像。 施罗德《Buddhist Sculpture in Tibet:Volum 2 Tibet and China》书中收录一件保存于布达拉宫的文殊菩萨,尺寸与本件作品几乎一致(图5);布达拉宫管理处藏有一件立姿菩萨(图6);一例金刚手菩萨藏于故宫博物院,应当为西藏进贡,且尺寸与本件作品几乎一致(图7);另见一例国外私人收藏(图8),以及布达拉宫利玛拉康所藏一尊并未被施罗德先生收录进书中的金刚手菩萨(图2第一排左三)。以上五例作品与本尊阿索道夫金刚手菩萨有着高度一致的身体比例和同样缺乏动态感的形体,以及相同的传世状态,从图像上来说这一组造像更接近前文例举的敦煌绢画,而非产自于加德满都的标准器。我们有理由相信,雕塑技艺精湛的纽瓦尔艺术家在公元7世纪的吐蕃早期开创的艺术范式为之后的藏族工匠所继承,供奉于大昭寺、布达拉宫的理查维雕塑持续不断的为本土艺术家们提供创作蓝本,同时在尼泊尔艺术的基础上吸收来自中亚、唐代中原等地的艺术风格,从而创造出西藏帝国最古老的佛教艺术。 因此,笔者认为,包含本文所讨论的阿索道夫金刚手在内的这一批相似的作品极有可能创作于公元8-9世纪的吐蕃王朝鼎盛时期,然而由于业界长期以来的误判使得这一批极其珍贵的吐蕃造像被冠以尼泊尔过渡时期之名淹没在艺术市场中。就重要性而言,尼泊尔造像有其艺术风格的延续性,其佛教文化及艺术从公元4世纪至今从未中断,而真正具有辨识度且自成一体的吐蕃造像风格仅短暂的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便在9世纪中叶的那一场浩劫中戛然而止,长达一个世纪的黑暗时期使得人们逐渐遗忘了它的模样,我们仅能从流传于雪域高原的神话传说中找到它们的蛛丝马迹。然而,这传说中的圣像如今就矗立在我们的面前,它光滑肌肤上似乎还残留有佛教先贤们掌心的余温,它凝视我们的目光一如它千年前凝视藏王的目光;它曾在庙堂之上接受人们最虔诚的礼拜,也曾对不敬它的人回报以慈悲;在这一千余年的岁月中它一直静静驻足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全身覆满历史的尘埃,手施无畏,庇佑雪域高原,造福天下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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