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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御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交龙钮青玉玺
北京
2020年12月05日 开拍
拍品描述
作者
尺寸 13.1×13.1cm
创作年代 清乾隆
著录:皇史宬印谱,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贰第六册乾隆卷二》,紫禁城出版社,第116页 印文: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
来源:
1.华盛顿州私人收藏,由藏家之曾祖父遗赠。曾祖父生前为美军准将,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于欧洲各国担任要职。
2.纽约苏富比2013年3月19日,lot0402,封面拍品

参考:
1.《清高宗御制文集》
2.《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3.《清高宗实录》

注: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详情请见本图录《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关于青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玺
郭福祥
清代嘉庆时期编纂的《国朝宫史续编》一书中对乾隆皇帝的重要御用童印列有专门的篇幅进行介绍,这是以往历代廷史籍都未曾出现过的新举。在所列乾隆皇帝的御用重要宝玺中就赫然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并这样记述到:乾隆丙申,重葺宁寿宫之景福宫,圣制五福颂书屏。迨甲辰庆得元孙堂五世,因即景福宫增书五福五代堂,爲文以记,并镌是宝,以志互古稀有盛事”寥寥数语,将乾隆皇帝镌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的历史背景作了简明扼要的交代。但实际上乾隆时期刻制的「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至少有9方之多,而此次纽约苏富比公司即将拍卖的这方青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即是其中之一。
此青玉质地,交龙钮。印面13厘米见方,阳文篆书「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十字。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堪,无论是质地大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玺爲乾隆时期的真品。作爲乾隆皇帝的重要御用宝玺,此玺与乾隆皇帝一生的某些重要历史阶段息息相关故这里略加解说,以便于对其有个基本的认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对乾隆帝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此时乾隆帝不仅在位已经整整四十五个年头,而且还要迎来他的七十寿辰。巧合的是,每到乾隆纪年逢五之年,也正是乾隆帝的年龄逢十之时。因此这样的年份便被乾隆帝定爲「正寿」之年,照例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而对于宝玺一向有着自己看法的乾隆帝,在这样的特殊时候,刻制宝玺以爲永久的纪念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对古代诗文非常熟悉的乾隆帝很自然从自己的年想到了千多年前唐代诗圣杜甫的那首著名的《曲江》诗中「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句子来。杜甫的诗是这样写的:「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该诗是杜甫仕途失意有感于暮春之作,表现出作者抱负难展,理想落空的那种难言的失望和忧愤,苦涩和伤感。而此时的乾隆帝呢,家事国事都无比顺畅,正是他的得意之时,心情与杜甫写诗时的感觉自然大不样。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怎么说只要恰当地表述出自己年已七十这样一个事实就好了。于是,乾隆帝借用了杜甫诗中的「古稀」二字·再加上自己的「天子」身份,古稀天子就这样被乾隆帝创造出来了。同样的「古稀」二字,表达的却是和杜甫截然相反的心境。与「古稀天子」相关的宝玺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
在决定用「古稀天子」刻制宝玺的同时,乾隆帝也进行了番考证和申述,这就是他那篇著名的《古稀说》。在这篇文章中,乾隆帝写到:稽诸史籍,「自三代以下帝王年逾七十者:汉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凡六帝。」但在乾隆看来,自己的统治若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等各个方面加以比评,与前述六帝的统治是毫不逊色的,也就是如他所说的「虽非大当,可谓小康」。这里还有一点谦虚的意思。但接着乾隆帝笔锋转,就不一样了,「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日强藩、日外患日权臣日外戚、日女谒日宦寺、日奸臣、日佞幸·今皆无一仿彿者」,所有危及统治安全的因素,而今都不存在乾坤朗朗,天下太平,这不是已经古今罕有了吗?但还不够,乾隆帝又接着写到:「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爲创业之君,礼丶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爲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也就是说在前述所有六位和他一样活到七十岁的古代帝王中,前四帝均是不足爲法的,余下的元世祖和明太祖虽爲创业之君,于国于身皆有建树,但仍不乏「礼乐政刑有未遑焉」的遗憾。至此,结论也就出来了:他自己才是千古之中唯一年登古稀的英明君主,他统治的现在才是「诚古稀而已矣」。于是,给自己加上这个「古稀天子」的称号是再恰当不过,刻制与「古稀天子」相关的宝玺用以纪念这个古今罕有的盛世也是再自然 不过的事情了。根据档案记载,在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三年之间命工匠刻制了很多「古稀天子」或「古稀天子之宝这正是他自己极爲自负和自得心态的自然流露和表达。仅仅四年以后,也就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又发生了一件对乾隆皇帝而言意义极爲重大的事件。这一年的闰三月初八日正在南巡途中的乾隆帝接到来自北京的快报,皇元孙诞生了。五世同堂,可谓尽人伦之极,绝对是大喜之事,于是乾隆皇帝大摆宴席,款待所有大臣,同时,在各种场合不断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回到北京以后,乾隆帝便开始了一系列的举动,是书写「五福五代堂」匾额悬挂在景福宫内明间。并特作《五福五代堂记》说:「五福堂者皇祖御笔赐皇考之匾额也,我皇考敬谨摹记奎章,于雍和宫和圆明,胥用此颜堂,以垂永世。丙申年,予葺宁寿宫内之景福宫,以待归政后宴息娱老。景福者,皇祖所定名,以侍养孝惠皇太后之所也。予曾爲五福颂以书屏,而未以五福名堂者,盖引而未发,亦抑有待也。兹蒙天贶,予得元孙,五代同堂爲今古希有之吉瑞。古之获此瑞者,或名其堂,以饷其事。则予之所名堂,正宜用此五福之名……如此,「五福五代堂」的命名在乾隆看来既与皇祖康熙和皇考雍正以「五福」名堂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同时又和他自己五世同堂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二是在命名五福五代堂、书写悬挂「五福五代堂」匾额的同时,还命内廷工匠刻制了多方以「五福五代堂」或「五福五代堂之宝」爲印文的御用宝玺作爲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并通过多种多样的介质宣扬这一古今稀有之吉瑞。正是爲了纪念上述两项对乾隆皇帝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从乾隆四十九年开始,乾隆皇帝便不断将「古稀天子和「五世同堂」这项容结合在一起·撰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的印文,并不断命工匠刻制成印章·截止到乾隆五十三年,共刻制9方大小不同的「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这是对他寿登七十进而曾元绕膝这一人生重要事件的生动记录。
《国朝宫史续编》记载的「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的情况是:「青玉,方四寸一分,交龙钮·高一寸四分。」按照干隆钦定权度尺,一尺32厘米计算,该玺印应该是印面13.12厘米见方,印台高4.48厘米。这与纽约苏富比即拍卖的青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尺度基本吻合·质地也一致。因此,可以认爲,《国朝宫史续编》记载的「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就是纽约苏富比即将拍卖的这一方。
比较各种记载和资料,此方「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是所有9方中体量最大的。其交龙钮是典型的乾隆时期的风格,印文的刻制技术也显示出乾隆时期玉器制作巅峰时期的形态,技艺精湛,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上文转载自纽约苏富比2013年3月19日春拍图录)

五福五代堂题句
[清] 乾隆
敷锡名垂洪范篇,祖功宗德已身肩。
三朝厚幸双文益,八袠初开五代全。
苞茂即今看秩秩,旰宵唯是励干干。
奉时布惠宜春日,欣遇多收鲜缓蠲。

乾隆一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此间中国社会在封建体系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中国清朝政府统一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台湾,奠定了如今中国的版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这一盛世风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同样在其御用玺印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乾隆皇帝的御用玺印数量巨大,用材多样,再加之乾隆皇帝对御用玺印制作的重视和参与,使得其御用玺印呈现出强烈的时代和个人特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隆盛世宫廷典制和艺术水平,同时也是研究乾隆皇帝本人思想及文化生活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乾隆时期的皇帝御用玺印,具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的特点,其时印玺的制作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规定:由造办处奉旨领取铸宝所用材料,由钦天监选定开工吉日。在造办处领取制宝材料之前,经报批审核。从故宫所存宝样推断,礼部依据成例,奏报所要制作的宝玺,以征得皇帝的批示。然后由造办处用纸、木、绢或蜡制成印样,手写宝文,呈请皇帝御览。最后经皇帝同意后,再由礼部主办者发印样于铸造机关,依印样铸造或镌刻。接着,造办处依据宝样铸刻印体,待纽制、整形、磨光、兑验完成后,存入广储司银库以待镌字。镌字时,由钦天监依皇历选择镌字吉期,由礼部奏报批复。届时,宝样送至内阁,在内阁大堂行礼后,由镌刻人按内阁翰林院预先撰发的宝文镌刻。完成后,随即收存内阁大库。从清代印玺的审批及制作程序来看,制作手续繁杂。从文照的拟撰、执行,到宝料的领取、查验、保存,再到宝玺的制样、篆文、镌刻,每一步都极费周折。可以想见整个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得以完成。由于印玺是体现皇帝身份的重器,制作时经手的部门需层层把关,不得有毫微疏忽,从用料、文字、纽制各方面都要求高水平、精工艺,因此每一件都堪称精品。
据《乾隆宝薮》及现藏实物来粗略估计,乾隆帝一生所刻制的玺印数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多达一千八百余方(所谓“宝薮”,即皇帝御用玺印的印谱,是将皇帝御用玺印收集钤盖,装订成册,以流传后世。在清代以前并无“宝薮”之名,也末见有将皇帝玺印制作印谱的记载。“宝薮”一词应是乾隆皇帝的发明,《宝薮》的制作也应发轫于乾隆时期),如此方御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交龙青玉玺即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例。
宝玺以整料青玉雕制,体积硕大,玉质细密温润,色泽饱满深邃,宝光盈盈。印面呈方形,分别以汉文篆书刻「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字样,印文琢制工雅,笔画均一,布局严谨。印钮饰交龙,龙首微昂刻划细致,圆目方吻,张嘴露齿,挺胸,平视前方,双角后仰,鬃发飞扬。双龙相背蹲踞,躯体相连,利爪紧抓印面,背脊凹凸分明,躯干遒劲,气势雄伟有神,立体感极强,予人威严大气、稳重肃穆之感。整体雕工精美,融合圆雕、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等诸多琢玉技法于一身,彰显乾隆年间精湛独特艺术风格。《周礼.春官.司常》:「日月为常,交龙为旗。」两龙交缠图像最早可追溯自早期红山文化,其发展未曾间断,在各朝代有不同表现形式,最常出现于青铜器、玉器等装饰上。由于交龙纹隐含子孙兴旺与避邪祈福等涵义,广受皇家喜爱,历经千年而不衰。乾隆帝特选交龙为其重要印玺之钮,显露其对大清帝国兴盛不断的宏愿。
印文中的“五福五代堂”位于圆明园九州东岸天然图画景区内,此建筑为雍亲王皇子赐园时的建筑。殿内悬有康熙御书“五福堂”,弘历先后5次题咏“五福堂”:“园内此堂古,祖恩皇考承”。早在康熙年间,康熙帝就曾题“五福堂”赐给雍正,后来又摹勒悬之雍和宫、圆明园。
“五福”出自《尚书·周书·洪范》。查《书经集传》卷四《周书·洪范》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书经集传》,是蔡沈积十年之功而成的铭心之作。蔡沈为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弟子,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尊师命集传《书经》,“参考众说,融会贯通”,对《书经》内容的阐发极为精当。蔡沈在“五福”下注称:“人有寿而后能享诸福,故寿先之。富者,有廪禄也。康宁者,无患难也。攸好德者,乐其道也。考终命者,顺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缓为先后。”
”五代“则含乾隆帝喜得玄孙,一堂五代之意。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七十四岁,已属古稀之年。当时他正在第六次南巡途中,由江宁经楼霞山驻跸龙潭行馆。于三月十二日在龙潭行馆得到留京王大臣的六百里加急奏折,报告乾隆的曾长孙奕纯在本月八日喜得一男(载锡),乾隆有了第一个元孙(应为玄孙,因避康熙名“玄烨”而改“玄孙”为“元孙”)
从这天起乾隆五代同堂。这件大喜事令朝中随行大臣和蒙古王公均同声欢庆。乾隆帝喜不自胜之余,当即作诗:
“留京王大臣飞报得五代元孙之喜,诗以志意。
飞章报喜达行轩,欢动中朝及外藩。曾以古稀数六帝,何期今复抱元孙。百男周室非五代,三祝尧封是一言。耄耋人多兹鲜遇,获兹惟益凛天恩。”
乾隆年届七十之后曾派人遍查历代帝王年寿情况,获悉自三代以下除自己外帝王年过七十者只有汉武帝刘彻、粱高祖萧衍、唐明皇李隆基、宋高宗赵构、元世祖忽必烈和明太祖朱元璋六人。而这六位帝王显然没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元孙,而自己于古稀之年得见元孙,当然更加感念天恩之厚施于己。
查明自唐代以来除他之外有生之年能见到元孙得以五世同堂的人也只有唐代的钱朗、宋代的张寿、元代的吴宗元和明代的罗恢、归璇、文征明六人,恰好与年过古稀的帝王之数相同,而这六人又无一人是帝王。乾隆因此更为欣喜,于是作诗道:“命彭元瑞曹文埴检四库全书古来见元孙者有几,据奏,自唐迄明凡六人,诗以志事。
五世元孙膝上珍,检兹有几命儒臣。奏来详悉翻四库,特出祯祥得六人。恰彼古稀帝同数,赢其家庆我饶臻。如斯天贶叨骈叠,忍不敕几心爱民。”
诗中乾隆感喟于自己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位年过七旬而又五世同堂的皇帝,成了“千古一帝”。
在乾隆喜得元孙后,于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增题“五福五代堂”匾,匾由苏州漆做,为黑漆地阳纹木金字、三寸宽二色金西番莲花纹大边。从此,五福堂也就改称五福五代堂。同时刻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玺;另有「缂丝御制五福五代堂记卷」,现珍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值乾隆帝70岁整寿,工部尚书彭元瑞作了一篇《古稀天子颂》,引用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一句予以赞颂。乾隆帝认为这句话“用意新而遣词雅”,一语双关,既说明了乾隆帝已是70高龄的老人,也赞颂了他是古来稀有的天子,十分赞赏,即命人刻成印章。在他这一年所作的《古稀说》及其注文中,历数了夏、商、周三代以下超过70岁的皇帝:汉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这些帝王里最有作为的要算元世祖了,但“计其世次讫顺帝不过四传”,也没有像乾隆皇帝那样五世同堂的盛况。遍查档案记录,在刻此印文的玺印中此方是其中最大的一方(见前页对比图)。在《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中有三条材料相近制作情况记录:
乾隆五十二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造办处活计库
时间:乾隆52年(1787)03月10日
太监鄂鲁里交青白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一方(懋勤殿)
乾隆五十三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造办处活计库
时间:乾隆53年(1788)08月08日
玉刻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一方(随雕龙紫檀匣盛装)
乾隆五十五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造办处活计库
时间:乾隆55年(1790)09月09日
旨交如意馆挑玉照样配做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一方

根据现有实物和文献推断,档案所言青白玉交龙钮“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玺和随雕龙紫檀匣”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玺应为故宫博物院所藏两方(见前页)。遍查两岸故宫书画拓录,并未见本印玺,这种情况在乾隆印玺之中时常出现,同时也可印证本玺制作的年代应稍晚于在书画拓印中常用的两方(故宫藏),故推断北京华艺秋拍此方宝玺具体制作时间应为乾隆五十五年,是为乾隆帝权力与身份的象征。
历代玺印的用途大致可分为两类:盖印于诏谕、文告、书画或军事命令上,用作凭信;另一类主要作为权力的象征,并不存在使用价值。据《乾隆宝薮》记载,乾隆为太上皇期间,共刻制不同材质尺寸的“太上皇帝御宝”20余方,其中最大的一方为22.5公分见方(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只作其身份象征物陈设于皇极殿御案,从不钤用;在保利拍出1.1亿元的铜点金异兽钮「乾隆御览之宝」宝玺,也从未在清宫书画上找到,由此可见,有不少对于乾隆皇帝有着特殊意义的高级印玺,并不会轻易钤印在书画之上,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象征意义,此方制作于乾隆五十五年的“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交龙青玉玺亦属此类。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对乾隆皇帝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将要迎来他的八十寿辰。按照乾隆自己的惯例,每到纪年逢五,即所谓的「正寿」之年,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在乾隆皇帝看来,登基五十五年又恰逢自己八十整寿,实与天地之数自然会合,是昊苍眷佑的结果,值得大庆特庆。正如其在御制文《八征耄念之宝记》中得意所言:「夫汉唐以来,古稀天子只得六,六之中至八旬者只得三。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称贤,其二则余所鄙也。」后又注:「六帝中惟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年登八十……惟元世祖乃创业大有为君……但计其世次,讫顺帝不过四传,亦不能如今五世同堂之盛。是则予之仰荷天眷至为深厚,不特云稀,且自古所未有如是。」毫无疑问,此方印玺是为庆祝乾隆八十整寿而制,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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