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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御制“稽古右之文章”玉玺
北京
2020年12月02日 开拍
拍品描述
描述: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亦是我国封建文化发展达至鼎盛的时期。在国家管理中,满清统治者采取高压与怀柔并举的政策,一方面极力拥护满足统治阶层的特权,另一方面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继承者自居,不断推出多项笼络民心的措施,以争取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在明清鼎革之际,这些措施都取得一定的实际成效,明末以来四分五裂的社会动荡局面很快趋于稳定。从康熙朝起,经雍正至乾隆,连续一百三十多年里,清朝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呈现出昌盛场面,谱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后一个盛世局面,史称“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的开创者清圣祖(1654—1722),名玄烨,年号康熙,庙号圣祖,谥号仁皇帝。清圣祖八岁登基,一生励精图治、勤奋治国,御宇天下六十一年。他执政期间,在政治上淡化民族矛盾,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在经济上以农为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他精通汉文化,对经史子集、诗画哲学都有精深研究。康熙十九年(1680)在武英殿设置修书处,组织编写了《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等大型文化典籍。清圣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也颇为重视,先后拜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为师,学习了《几何原本》、《实用及理论几何学》等汉文译本,并在宫中设置类似化学实验室的设备,亲自参与编纂完成《御定数理精蕴》这样大型的数学丛书。除此以外,清圣祖对西方古典音乐也有极大的兴趣。康熙十九年(1682),天主教耶稣会士闵明我(Philippus Grimalali,1639-1712)在手札中记到:“皇帝经常谈论音乐中的一切,对于音符中sol和fa(即简谱中的5和4)之区别,研讨尤多。”清圣祖以上的这些知识素养,不仅在中国古代帝王中绝无仅有,在世界范围内也毫不逊色。
清圣祖的御用宝玺,数量在康、雍、乾三朝中是最少的,据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宝薮》所载,仅120余枚。而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散失海外,留存至今的更为有限。此御宝为青玉材质,坛纽,雕工古朴,所用玉料似明宝清刻。玺高4.4厘米,5厘米见方,印文为玉筋篆“稽古右文之章”,笔画粗细均匀,布置妥当,从琢玉工艺来看为典型造办处匠师所为。内容虽为艺文用印,却直接反映出康熙帝的注重文治的政治理念。
“稽”为考察,“右”是提倡。“稽古右文”意指考察古事,注重文事,有兴儒尊贤、崇文重教的意思。《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勳,钦明文思安安。”宋欧阳修《谢赐汉书表》:“窃以右文兴化,乃致治之所先。”清圣祖重视文教,于康熙九年(1670)确立经筵和日讲制度,设御前讲席,召儒臣进讲。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清圣祖命儒臣喇沙里、陈廷敬等编撰并刊刻《日讲四书解义》,亲自写序。序文中称“四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极为推崇,在日讲诸书中首先刊刻《四书》。同年十二月,《解义》刻成。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清圣祖明确宣布清廷将要政治与道统合一,以儒家经典为治国之具。又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敕命李光地等儒臣,将宋朱熹文集、语录进行整理删节,汰其榛芜、存其精华,以《御纂朱子全书》六十六卷颁布全国。此后,儒家理学开始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合法的主导地位。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意味着作为中央政府的满清政权,在保持自己独有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吸收了博大精深的中原政治传统,从而为日后的康、雍、乾三朝盛世文治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玺为玉制,其形下方,上呈覆斗式;顶和印裙都刻有如谷纹,古朴素雅,与玉质本身相得益彰,显得古茂静谧,透出高古清远的风神。从其形制和工艺来看印坯为明代之物。在清早期宫廷印玺多有将前代印玺磨去印文再次雕刻的做法,此枚印玺即是。并与印文“稽古右文之章”相得益彰。
尺寸:宽5cm
铃印:印文:稽古右文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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