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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30年代 常玉 1895~1966 弯腰裸女
北京
2020年10月15日 开拍
拍品描述
49*33.5cm 纸本水墨 签名:玉 SANYU 来源
1.王济远旧藏
2.美国私人收藏
说明
作品将收录于《旅行的笔墨:王济远的绘画艺术》
岭南美术出版社。

纽约
寻梦
受二战的影响,饱受战火蹂躏的欧洲艺术家纷纷涌向美国发展,在巴黎怅怅失意的常玉也来到美国渴望打开新的出路。1948年,常玉曾致信给牛津大学中国艺术史学家米高·苏立文诉说自己到达纽约时的状况,信中提及他于三个月前抵达纽约市,暂居在一位王先生位于西57街58号的寓所内1。就在常玉去美国的前一年,王济远在纽约创立“华笔书画学院”,主要向洋人教授书法、水墨画,在异国他乡宣扬“毛笔的艺术”。王济远在自己寓所曾举办过多次展览,在这些展览的邀请函上,他家的地址清晰可见为“58 West 57th Street”,与常玉在信中提及的地址相吻合,常玉所说的暂居在“王先生”的寓所内,应该指的就是在王济远的家里。
根据常玉写给苏立文的信件内容可以推测常玉在1948年赴纽约时首先投靠在好友王济远处落脚,并且居住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常玉写给苏立文的第二封信从纽约市第八街939号邮出,信中写到他在纽约虽然一事无成,但找到了一间工作室可供他安心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是著名的瑞士裔美国籍摄影师罗勃·法兰克(Robert Frank)在纽约的工作室。当时法兰克在为《哈泼杂志》(Harper’s Bazaar)工作,正计划前往巴黎一段时间,听说有一位来自巴黎的艺术家正在纽约找寻住处,双方决定交换两地的工作室,
因缘际会,两人就此结识。后来由于计划改变,法兰克未能去成巴黎,常玉则搬进了他位于东11街53号的寓所,成为了他的室友。
除了生活上的帮助,法兰克还竭尽所能于1950年为常玉在纽约的巴撒朵画廊(Passadoit?Gallery)举办了一次个展,展出他从巴黎带来的画作,遗憾的是,展览没有卖出任何一幅作品2。不久常玉离开纽约回到巴黎,将这些画作留给了法兰克,以答谢他客居纽约期间给予的慷慨支持。1997年法兰克将伴随其近半个世纪的常玉画作售出,从这个由台湾苏富比推出的“罗勃·法兰克之常玉”专场中,
我们得以了解常玉当年留在纽约十七件油画作品的面貌。
王济远与常玉两人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不管是王济远1930年欧游时与常玉的交往,还是常玉去纽约时选择投靠王济远,这都体现出两人关系的非同寻常。王济远是“决澜社”的重要成员之一,而“决澜社”成员中留法的庞熏琹和张弦都有受到常玉的很大影响,常玉无疑是他们心中艺术理想的典范人物,因此,王济远收藏常玉的作品也不足为奇。
然而此次“常玉巴黎概念”册页中的作品,面貌如此上乘,涵盖了常玉纸本作品中的经典主题和图式,其中不乏多件油画的先声之作。除了《邵洵美》这张早年的画像作品,其他十五件极大可能是常玉当年做过精心挑选的一批创作,试图将自己最具代表性的纸本作品带去纽约进行展览和出售。常玉在纽约的艺术之旅并不顺意,最终这批作品留在了王济远处,王济远将这些作品精心装裱成了一套册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常玉巴黎概念”。
王济远1975年病逝于纽约。1974年,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济远也许知道自己大期将至,曾访问台湾举办展览,并分赠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及故宫博物院各五十幅作品。可以看出他已着手做一些后事安排,也开始将自己多年的旧藏售出。
此次“常玉巴黎概念——王济远珍藏册页”是美国私人藏家于1974年直接购于王济远处,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珍而藏之,这十六件上乘佳作尘封多年至今终于亮相,是十分夺目的常玉纸本作品专场,亦是不可多得的常玉单一私人收藏专场。

沪上
往事
常玉自幼随父习画,初显笔力,后跟随蜀中大儒赵熙学习书画,深得传统滋养,也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重要基础。在1918年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后改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发行的《美术》杂志第一期《正科同学录》中,记载有“常幼书,二十三岁,四川,肄业日本东京美术学校,上海西门福康里六号”的资料1。幼书是常玉的字,这份资料表明常玉于1915年在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已经注册入学,但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档案里,毕业生名录中并未见常玉的名字。以当年的入学学制规定,他毕业需要3年的时间。常玉很可能只是短期入校学习,并未完成学业。
王济远1914年毕业于上海图画美术学院西洋画选课。1915年任教于上海图画美术学院2,与常玉注册入学的时间在同一年,没有确凿的资料表明王济远是否曾经任教过常玉,但两人最初的相识也许缘于此。常玉的二哥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日本、上海两地经商。常玉也因此有机会去日本学习。1918年常玉赴日本东京短期观摩,1920年返上海,1921年赴法留学。在上海的这一年,常玉为二哥在沪的牙刷公司设计产品包装和广告,王济远此时已经是上海美术学院西洋画科主任,亦在新兴美术团体“天马会”中任书记,多次参加展览,俨然已经是艺术圈的活跃人物。
常玉赴欧不久,与谢寿康、徐悲鸿、郭有守、邵洵美、张道藩等旅欧精英人士在说笑戏谑间成立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天狗会”。在这帮颇具先锋精神的留学生心中,对国内美术界自吹自擂的官僚之气自然是不屑的。西方学者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认为“天狗会”原本是为了嘲弄“天马会”严肃教条的会旨而出现的,因徐悲鸿的参与而使其蒙上了一层保守色彩,最终导致留欧艺术家所向往的自由、现代的艺术特性变了质。“天狗会”团体很快瓦解了。事实上,这批在巴黎的人士于理念上更接近“天马会”。
正如苏立文所言,天狗会成员中除徐悲鸿外,对于现代艺术的追求与“天马会”所倡导的理念是接近的。常玉、邵洵美两位“天狗会”的成员,回国后也参与到了“天马会”的展览中。1927年3月15日申报记载天马会责任会员江小鹣曾介绍常玉、邵洵美入会。邵洵美还被推荐为委员,王济远为筹备主任,常玉作品亦参加了“天马会第八届美术展览会”。邵洵美在同年11月15日在申报上发表《邵洵美君给天马会的信》,“于天马会过去的历史我知道得并不清楚,本来也没有要知道清楚之必要,我们对于将来的希望既然吻合,那么我们自不妨一起努力……”此信解释了加入天马会的初衷,信中还着重提到“这次画展我对于洋画认为满意的是陈列了张道藩与常玉的作品……”。
常玉与邵洵美的友情,早在他们留学法国时便已深厚,两人均家境优渥,又志趣相投。1926年,常玉短暂回国,于1927年1月15日参加了邵洵美的婚礼。由于二人关系亲密,常玉是以伴郎身份出席婚礼的。《图画时报》第 337 期之上,刊发有一幅邵洵美与盛佩玉婚礼现场与众伴郎伴娘的合影,居于画面最左侧的一位伴郎即为常玉。
婚礼满月那天邵洵美与盛佩玉于上海自宅宴请至友。常玉、王济远、刘海粟、徐志摩、汪亚尘、张光宇等名流均应邀参加,席间,刘海粟提议每人作画一幅以资祝贺并留念。常玉用酣畅笔墨描绘了一幅《双松图》,展现出常玉传统笔墨的深厚基础。王济远则用书法题贺“长与团栾”四字,用笔沉稳,传达出一份庄重的祝福。
正是在出席邵氏婚礼之后,常玉与国内画坛的诸多友人及同道接触渐多。他的作品在上海各大报刊上也渐有刊布,慢慢受到众人关注。柯定盦在《天马会看画漫记》中表示“常玉的《素描》,可称中国第一。”1927年9月10日,常玉参加“美术联合展览会”,倪贻德在《美术联展之回顾》一文中提到“常玉君的两幅人体速写也是场内特出的作品,他的大胆的单纯的线条很有辟迦索Picasso的趣味,曾经听见朋友说常君在法国的时候专习素描,对于油画很少研究,若是他再油画上下一番努力将来在艺术界上定可放一异彩。”足以可见常玉在其时已经引起民国艺坛的注意。
1929-1931年,徐志摩给刘海粟所写的十几封书信中,一再提及与常玉夫妇的交情,在1931年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常玉今何在?陈雪屏带回一幅‘宇宙大腿’,正始拜领珍异也。见为道念。”虽此寥寥数语,足见徐志摩对常玉画作的看重和推崇。1930年,常玉亦曾为挚友徐志摩绘制了一幅画像,委托欧游归国的王济远带回国内交予志摩。然而二人还未及会见,志摩于开山不幸飞机失事意外身故。王济远闻此噩耗,悲从中来,庄重地在画作下方题写了一段哀悼之词,以纪念亡友。
这幅让人动容的作品既是对诗人永久的纪念,亦是三人友谊的最好见证。欧游归国后的王济远发起并参与于多个艺术社团,是“决澜社”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决澜社作为中国洋画运动中的重要段落,团结了留日、留法的现代艺术家和青年力量,以巴黎画派为参照,追求“清新的现代绘画的气息”。“决澜社”中的灵魂人物庞熏琹曾邀请常玉加入,虽然常玉远在巴黎,不可能实际参与该社之活动,庞熏琹发出的邀请除了基于两人之间的友谊之外,亦表达了他对常玉在现代艺术领域的才华之仰慕与尊重。庞熏琹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巴黎时期常玉对自己艺术道路发展的影响,也曾表示他在线描方面和张弦一样最初受常玉的影响颇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最激进的年轻艺术家中,常玉的现代主义个人风格无疑受到了高度的赞赏,常玉就是他们心中巴黎现代主义实现的榜样和艺术理想的最佳典范。
“常玉巴黎概念——王济远珍藏册页”的十六件作品。不仅反映出“决澜社”与“巴黎画派”之间的一些互动。常玉、王济远与邵洵美、徐志摩等人的往来也体现出当时新文学与新美术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呼应。这些“现代派”主张的文艺人士之间的交往形成了一个思想开放的圈子,他们怀抱着力挽狂澜的决心,肩负着中国新兴艺术的使命,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现代美术的先声。

巴黎
概念
1921年常玉远赴欧洲游学,从此在巴黎漂泊数十年。在法国,常玉并没有像大部分艺术家那样进入正规的美术学院求学,而是选择在更加自由、开放、包容的”大茅屋画院”展开他的艺术旅程——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探索。求学方式的独特性体现了常玉艺术取向的独特,也凸显出常玉充满反叛和创造的现代意识。这位来自四川的翩翩佳公子,化身为蒙巴纳斯的艺术游子,经常穿梭在咖啡馆、博物馆,喜欢读《红楼梦》、拉小提琴、偶尔带上他那台昂贵的相机与朋友出门郊游。20世纪20年代又被称为“疯狂年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狂欢岁月,人们倡导一种及时享乐的生活态度。家境优渥而又个性潇洒的常玉如鱼得水地融入在巴黎摩登的都市生活体验中。
这个时候的巴黎同时也是世界艺术的中心,在这个活跃且前卫的艺术场域,常玉吸收着各种艺术思潮的养分,将种种生活和视觉经验化作笔下情感的蕴藉,自然地流淌出动人纯粹的作品。在他着迷醉心的人体之美中,用“线”的精妙和“形”的大胆探索出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常玉深谙水墨,他毫无保留地在素描作品中释放出他熟练的笔墨语言,用书法畅快写意的线条创造出流动优美的作品;“形”的独特则体现在常玉敏锐捕捉到了来自摄影镜头下的视角,用来夸张地处理他笔下人体的臀部和腿部比例,以展现女人脂润肌满,风韵张扬的面貌。中国传统绘画材质毛笔与西方水彩颜料之间的结合,则无疑是常玉艺术东西融合的一大成就和具体表现,跨媒介的创作展现出一种十分独特的魅力。
“常玉巴黎概念——王济远珍藏册页”中的十六件作品,涵盖了常玉纸本作品中最为经典的主题和图式,不仅有极为难得的常玉绘友人画像《邵洵美》,还不乏《曲腿裸女》《裸女坐像》《幽蓝明菊》等多件油画的先声之作。常玉水墨水彩的作品在目前的资料显示中仅有两百多件,比他的油画作品更为稀少。而此次册页中囊括了十二件上乘水墨水彩之作,皆为常玉十分代表性的裸女和花卉题材。在流淌的线条和肆意的猩红中,纸张上躺着舒展美丽的胴体,如此纯净动人,是徐志摩笔下的“宇宙大腿”和“艳丽的肉“,亦是常玉所说的“不可信的轻柔、不可信的匀净、不可信的韵味......仿佛刚做了一个最荒唐、最艳丽、最秘密的梦”。册页中的三张静物花卉——玫瑰、盆菊和海芋,一支支一簇簇将常玉所有的浪漫、孤傲、高洁展现无遗。常玉用他特殊敏感的天分,精简又丰富的语言,将东方笔墨和巴黎概念交融,真诚地创作出触动人心的作品。这些既有中国的美学意味,又有西方现代派精神诉求的作品,让常玉在巴黎画派中独树一帜,在当时的艺术现场刮起一股强劲的“东方风范”。

兴之所至,妙笔生花
——作品纸张及状况概述
纵观常玉整个创作生涯,其纸本创作使用的纸张类型非常多样。基于对本套册页作品的观察分析和学者衣淑凡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常玉纸本作品所用纸张至少包含三大类:西方美术用纸(例如素描纸、水彩纸等)、东方纸(例如中国宣纸、日本纸等)以及其他非常规美术用纸(例如新闻纸、信纸、餐垫纸等)。随着更多原本散佚或隐没各处的常玉作品重见天日,我们将会了解更多关于常玉用纸的情况。
本套册页作品保存状况佳。在自然光下观察,整体纸张平整及完好,画面部分得以完全保留,基本没有皱褶、霉斑、破损,良好的品相在现存常玉纸本作品中是难得的。十六件作品的纸张呈现不同程度的泛黄,个别作品有轻微开裂、折痕、褐斑或污迹,但没有影响画面的整体视觉观感,劣化部分呈现稳定状况,在日常妥善保管条件下没有恶化趋势。颜料及媒介层,包括炭笔、水彩颜料、中国墨或印刷油墨,没有劣化迹象,无剥落或褪色现象。在近距离仔细观察下,可以发现每张作品上有轻微的铅笔底稿痕迹。在不同光源(侧光、背光、紫外光)或光学显微镜辅助下观察,也进一步支撑我们对这套册页材料情况的基本认知。作品在紫外光照射下,荧光反应只呈现于零星灰尘表面,表明纸张均有一定年份。
以下为针对本批作品中特定纸张情况进行描述:
1.本批册页中有其中六件作品(LOT8204,LOT8205,LOT 8206,LOT8209,LOT8210,LOT8216),为相近尺寸的同种纸张,并且都一致地在纸张水平中线位置处有轻微折痕。纸张非常纤薄、脆弱,呈现均匀的淡黄褐色,在背光之下,帘纹清晰可见。自然光下,可见纸张中含有较粗的植物纤维,并形成表面的凹凸不平状。从画面水彩颜料渗透情况观察,色墨水分稍多处便向外较多地扩散延展(LOT8206《侧躺裸女》的足部尤为明显),纸张吸水性非常好,因此更考验艺术家创作时对水分及毛笔施力的控制,用墨较干及运笔迅速处,笔墨线条呈现零落摩挲之感。显微镜下,可见其中的粗纤维在显微镜下呈现类似草本植物茎部的组织。纸张边缘呈现不平整的手工裁切痕迹,证明并非批量成品纸。根据以上特征,可以基本确定纸张为东方纸,可能是常玉的朋友从中国带给他,或他1927年回国时带回法国的。纸张所含主要纤维及其确切产地、品种,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科学分析鉴定。折痕处呈现的灰尘或污迹沉积情况以及水彩颜料在折痕处不均匀的上色情况,表明折痕已有一定历史。
2.LOT8207《站姿裸女》使用的很可能是水彩纸。纸张有一定厚度,比较坚韧,表面呈水纹状布面纹理。
3.LOT8212《裸女坐像》及LOT8213《曲腿裸女》分别作于1928年法国周刊《朝圣者》(Le Pèlerin)封面及内页的新闻纸上,纸张轻薄,中央可见昔日对折痕迹及装订孔,纸张左右边缘处有邮票边缘般的锯齿纹。
4.LOT8214《白瓶海芋》及 LOT8215《盆菊》均作于常玉荷兰艺术经纪人约翰?法兰寇(Johan Franco)的个人信纸上,左上角印有其名字及其于阿姆斯特丹的地址。纸张非常完好,表面肌理细腻,呈现均匀泛黄。
5.LOT8208《坐姿裸女》为小尺寸作品,作于1908年法国公文用纸上。背光光源下,纸张中央圆形水印及纸张整齐排列的帘纹清晰可见。
6.LOT8201《弯腰裸女》、LOT8202《致葛阿比》、LOT8203《抱腿裸女》所用纸张为同一种类,表面平整细腻,较薄,没有特殊纹路,接近普通画纸或素描纸。LOT8211《邵洵美》所用纸张较前三者厚,近似中等品质素描纸。
同类型的纸张,由于表面纹理、光滑程度、吸水性、色调、厚度等特征不同,和相同的水性颜料及墨接合后,着色程度不一,在艺术效果上差异性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我们总览常玉水墨水彩纸本主要作品,即使主体造型和用色一致,也会有面貌不一的作品。有的着色均匀而温润,有色彩流动之感,有的有水彩晕染效果,有的线条干涩零落,有的线条纤细流畅。
可以说,常玉对于材料的选择并谈不上精益求精或追求品质的极致,而是以创作欲为主要出发点,材料是为艺术创作的需求服务。后期因为经济情况,他也未能负担得起昂贵的美术材料。艺术性和便捷性似乎是艺术家更为重视的部分。无论是报纸、信纸或餐垫纸,兴致所至之处,都能为他所用。
同时,材料并没有限制他的艺术表达——相反,廉价或平凡的材料对于常玉来说,信手拈来又得以妙笔生花,找到其中的乐趣,成为独具个人特点的表达方式。在那个时代,这是常玉无拘无束的创造性思维,是他在现代美术探索上走在前端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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