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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定窑白釉刻划牡丹花葵口盘
广东
2020年09月13日 开拍
拍品描述
尺寸 直径20.3cm;高5.2cm
创作年代 北宋
来源:香港佳士得1999年秋季拍卖会 Lot.664

如银似雪——北宋定窑白釉刻划牡丹纹葵式盘
宋代名窑有五,定窑与居其一。其创始于唐,全盛于北宋辽金,式微于元。自北宋以来,定器屡见诸文献记载,载誉中土,声闻域外,乃至明清以来历代藏家,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无不渴望自家博古架上,供奉一品,以为荣耀。
宋代定窑以烧制白瓷最为出众,北宋至金代,定器是宫廷用瓷的最主要来源。据《吴越备史》卷四记载,太平兴国五年,吴越钱氏曾向宋太宗进贡了“金装定器二千事”,又如北宋徽宗传世的著名画作《文会图》,从中可以看到大量定器的使用。直到宋室南渡后,宫廷亦有使用定器作为摆设奖赏的记载。与此同时,定窑作为北宋主要窑场,一直大量烧造各类民间器用,影响广泛。元人施耐庵《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有一幕讲宋江去到李师师家,受到热情款待,写道“侍婢捧出珍异菓子,济楚菜蔬,希奇按酒,甘羙肴馔,尽用定器,摆一春台。”可见在宋代用定器饮食是极为奢华的举动。至于传世的北宋白釉孩儿枕、白釉刻花渣斗、白釉刻花梅瓶,係属定器中的杰出作品,更曾作为清代宫廷的重要藏品而名闻天下,家喻户晓。
清代乾隆对定瓷的喜爱是发自肺腑的,他在位期间共刊印《御制诗集》五部,收录咏瓷诗近二百首,其中题为咏定窑的就有32首。乾隆评定瓷“古香古色雅宜心,宋定名陶器足珍。质韫珠光堪作鉴, 纹镂花鸟具传神。擎来掌上掬明月,题向诗中证旧因。盛得朱樱干万颗,满盘琥珀为生辉”。 乾隆十年四月十二日,太监李福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定窑撇口盅二件,木座。……传旨配文锦匣入乾清宫,入古上等。乾隆三年七月二十一,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交定窑暗花盅十件,……传旨将定窑暗花盅挑选齐全,好的入多宝阁。乾隆曾制作多宝格将自己中意的瓷器集中放置,以便随时陈设把玩。在乾隆五十一年的一条《活计档》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下旨制作包括“定窑暗花糖罗洗、定窑拱花圆盘、钧窑海棠式盘、定窑平足洗、定窑里拱花菊瓣洗、哥窑葵瓣洗、定窑里拱龙四寸圆洗、哥窑葵花式洗、官窑铜口糖罗洗、定窑葵花式平足小笔洗”(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编》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广木作)等十件器物的多宝格。乾隆皇帝为自己珍赏的宋代瓷器制作多宝格并出版藏品图录,是其特有的鉴赏方式。
本拍品六瓣葵口造形,口沿削切圆润小角,葵瓣间隐现浅沟,底平收起圈足,通体施白釉,莹洁无暇,优雅隽秀。伫立远观,犹如一朵遗世独立、容与盛放的蜀葵花。这种造型摹效自唐代粟特风格的葵口金银器,又可在宋代的漆器中找到同类的依据。而定窑的六口葵式造型,据学者研究,大致出现于北宋中期(罗启妍:《如银似雪——中国晚唐至元代白瓷赏析》,青白瓷典型器物发展示意图,第46页)。香港苏富比2017年秋拍一只身世显赫的北宋定窑黑釉鹧鸪斑葵式盘(lot.0004),形制即与本品几乎一致。至于其他窑口葵式盘,亦多届于五代至北宋时期。如1990年北京丰台区永定路出土现藏首都博物馆的青釉划花葵口盘,属五代越窑出品(《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北京卷》,北京,学科出版社,2008,图版12),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近似之深棱六瓣葵式瓷盘(见《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北京,学科出版社,2009年,页87、100-102)则为北宋汝窑一系。
继将本盘轻捧摩挲,则可体触到瓣沿隐现露胎,其质地细嫩洁素,几与釉色相埒,而瓣间的浅沟,向盘内微弧延伸,纤雅利落,工艺超卓而含蓄不哗。只要对定窑历史稍有措意的鉴赏家一定知道,这是定器典型的特征,来自定窑特殊的烧造工艺。定窑在五代时期已产量巨大,进入宋代,制作日精,声名愈噪,产品更远销海外。为了适应大量生产、节约燃料、降低成本,工匠们发明了先进的支圈窑具“覆烧”工艺,即将碗、盘器物倒置,口部朝下,放在内壁呈锯齿状的耐火匣钵内,层层相叠,充分利用空间,使产量成倍增长。覆烧工艺的应用使器物口部不能有釉,必须刮掉一圈,露出胎骨,俗称“芒口”。(参考故宫博物院编:《定瓷雅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2,第15页)本盘口沿浅沟留有积釉,而六边露胎,即是上釉后被刮去以待覆烧的结果。
再将本盘翻转观赏底部,可见圈足内外有几点垂挂作滴水状的积釉斑迹,覆盖在釉水未遮盖的洁白胎骨上,微微呈牙黄之色,光照之下温润如珠玉般可爱。这样的斑驳痕迹,在明人眼里却是定窑真品和佳品的象征。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卷七云:“古定器俱出北直隶定州,土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粗而色黄者价低,外有泪痕者是真。”曹氏说外有泪痕是真,这泪痕究係何所指,晚明张应文《清秘藏》卷上论窑器云:“定窑……以白色为正,白骨而加以泑水,有如泪痕者佳。”高濂《遵生八笺》亦说“定窑者,乃宋北定州造也,其色白,间有紫有黑,然俱白骨,加以泑水有如泪痕者为最,故苏长公诗云‘定州花磁琢如玉’。”再以本品作为实物对照而观,可知所谓的泪痕,即是指器身上由于釉水厚润而形成的挂釉,本品的挂釉刚好隐藏在盘底,不至于妨碍器物表面的美观,而挂釉之处,又适作滴水之状,淌过底部露出的洁白胎骨,令人心有戚戚,忽生无尽怜爱之意,古人 “白骨而加以泑水,有如泪痕者佳”这句话,倘不覩见实物,实在无从领悟。
本品最令人称罕之处,是盘内分布于底心及内壁三组的折枝牡丹纹与葵花形的盘相互辉映,牡丹纹构图简练,纤细流畅,既淡雅轻妙,若隐若现,又活泼潇洒,一气呵成,比起较为常见的定器刻花萱草纹,无疑更显独特脱俗。而葵花虽称不上国色天香,但茎秆挺拔,叶翠花艳,形态优美。《花镜》称其“花生奇态,开如绣锦夺目”;南朝颜延之赞它“渝艳众葩,冠冕群英”;唐人陈标说它“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嫌处只缘多”。类似的纹饰像极了流行于唐代金银器上的折枝花(参考唐鎏金十字折枝花小银碟,《中华国宝·陕西珍贵文物集成:金银器卷》,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第20-21页)。
定窑的装饰技法大致分为剔刻和印模两大类。如《格古要论》认为定器“划花者最佳,素者亦好,绣花者次之。”随后《遵生八笺》则说“其纹有划花,有绣花,有印花纹三种,多用牡丹、萱草、飞凤。”《清秘藏》则区分较为笼统,称:“定窑有光素凸花二种”。如今根据实物对比三则材料,可以发现,只有“绣花”一项,令人不明所以。然而对比《格古要论》和《遵生八笺》,我们发现前者划花、绣花之外,并没提到定器传世最多的种类印花,而后者的说法明显沿袭自前者,因后者同样未理解绣花为何,又不变更改古人成说,所以将绣花和划花、印花并列而置,以致让后人产生疑义。实际上,曹昭所言的绣花,即印花工艺,现代学者已根据宋金的缂丝织物找到定器印花模具的素材来源。
据学者从出土实物研究分析,北宋早期定窑多用划花和刻花、刻划花并用的工艺装饰纹路。印花装饰则出现在北宋中期,成熟于晚期,流行于金代。可知划花工艺可以作为分辨早期定器的参考标志。然而从如今可查阅到大部分文博机构所著录的资料,完整器型的定器大多为刻花或者刻划花装饰,划花定器且完整者更极为鲜见。即使是在《定窑雅集》所示,亦未见有如本品纤雅简练纯为划花的定器,故学者总结北宋早年定器装饰手法时,总是将刻划花二者同时并举。这说明背后尚未有可靠的实物可以作为区别二者的例证。
定窑瓷器不仅为宫廷所重,亦符合当时宋代文人品味。苏轼《试院煎茶》诗中有言,“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如玉”,即是北宋文人用带有装饰的定窑的一个例证。检阅当今公开资料,两岸故宫博物馆以及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未见同一刻花纹器型之收藏, 久历千年风霜,朴淳如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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