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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1611年作 行书《昼锦堂记》十二屏
上海
12月13日 晚上7点 开拍 /7天17小时
拍品描述
尺寸:184×47cm×12 每幅约7.8平尺
质地:绢本
形制:镜框
生卒年:1555~1636
题识:辛亥春二月,舟次玉峰,漫书于古松轩中。董其昌。
钤印:董其昌印、大宗伯印
释文:昼锦堂记。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惟大丞相卫(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馀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裳,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说明:每幅裱褙均附退赔标签:18587、古文745。
作者简介:董其昌(1555—1636),松江华亭人,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二甲第一名,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他的书画创作与理论一直影响了清代三百年的艺坛,至今方兴未艾,成为中国美术史的重要基柱之一。
★此件拍品需要特殊号牌。

起矜庄想 奇宕潇洒
——汤哲明(著名画家、理论家)
明代的书法面貌,在早中期几乎一直都是延续“二王”一脉的赵孟頫风格,以“吴门书风”流布最广。董其昌的出现打破了这个现象,他的书法不受时风桎梏,而是广泛取法古人,集古之大成,又能跳出古人藩篱,形成了以简淡生拙为主的独特而强烈的个人风格。
此件行书十二屏条,内容是宋欧阳修为韩琦所作《昼锦堂记》。项羽曾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欧阳修作《昼锦堂记》反其意而用,赞誉韩琦品德高尚,不炫耀富贵,劝喻权贵要以“德被生民”来“耀后世而垂无穷”。作为千古名篇,历来画家书家都喜以“昼锦堂”为题进行创作。董其昌曾作《昼锦堂图并记》卷,《石渠宝笈》初编著录,为董其昌书画代表作,现为吉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这件作品没有纪年,但从其青绿山水以及书法风格来看,是董其昌中晚年所作,与此件十二条屏当属同一时期。
董其昌三十五岁中举任职翰林院,四十五岁回乡养病,五十岁任湖广学政,其后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湖广学政任上遭生员哗变驱逐,自请解绶归里,回到松江,直到天启元年(1621),神宗、光宗相继崩逝,才重新接受启用,回朝廷任职。后因“民抄董宦”事接连遭到弹劾,天启五年(1625)乞休,后崇祯四年(1634)起复,七年(1637)致仕,两年后逝世。董其昌仕途跌宕,前逢激烈的“国本之争”,后遇诡谲的“东林党争”,唯有如履薄冰,明哲保身,想来对欧阳修《昼锦堂记》所论心有戚戚,不过,仕途的不顺却是其研习书法得天独厚的条件。壮年时就开始的长期闲适优渥的生活,使得董其昌有大量的时间优游山水,陶冶心性,与众多收藏家乃至书画商人接触,收藏、观赏、鉴别古代书画,这是他独特的审美观念、书法理念形成的丰厚土壤,也是他书法实践的强大助力。
此件《昼锦堂记》十二条屏,每幅高约有六尺,绢本灿然,比之横卷更显气派堂皇。款署:“辛亥春二月,舟次玉峰,漫书于古松轩中。”辛亥为万历三十九年(1611),董其昌时年五十七岁。董氏学书从颜真卿《多宝塔碑》开始,其书法始终都有颜氏书风拙朴的底色,他后来所形成的独特的“生拙”的趣味,也是从此而来。他又从颜书上溯“二王”,四十四岁时得观《伯远帖》,其书法的秀丽流转之韵味即得益于此。中年时,董其昌着力研习米芾,以米芾书为宋人第一。在《画禅室随笔》中董氏自述:“余十七岁学书,初学颜鲁公《多宝塔》,稍去而之钟、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学宋人,乃得其解处”,可见他理解书法的真谛,是以宋人为桥梁,而这宋人,即是米芾。五十五岁时董其昌有临米芾《蜀素帖》中《吴江垂虹亭诸诗卷》、五十八岁时又作《临米芾天马赋卷》(皆上海博物馆藏)。此两卷作品都像他自己在题跋中所说“如狮子搏象,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此件《昼锦堂记》为董其昌五十七岁时所作,正是他醉心米芾书法的时期,也正到了其书法集众家之长,形成自家面目的关键时刻。作品中字势欹侧,行气疏阔,上下紧凑而左右疏朗,因此既富萦带牵连,又有顾盼之余裕,通篇显得平稳,细看却有跌宕险奇的趣味,这是米芾书法重“势”的体现。米书另一大特征是用笔,董其昌归结为“沉著痛快”,在此作中也体现得十分充分,起落笔间干净利落,转折之时刚柔并济,圆而见方,点画中充满了节奏感和速度感。董其昌之学古人,最可贵处在于他始终师心而从不拘泥于师迹。因此,在这件作品中,我们除了米芾,还能看到修长的结字,敦厚的笔致,前者出于“二王”,后者则源于颜真卿。此件《昼锦堂记》十二条屏同时具备了各家的显著特征,正是董其昌中年书风转变的重要例证。
在遍师古人之后,董其昌最终将自己的书学追求定为“简淡生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灵巧之至转为素朴,那个时候,前辈大师们逐渐归隐为其书法最坚实的基石,而他独特的书风将以一种貌似平和方式完全显露,并且引领数百年的风潮。
出版:《董其昌书<昼锦堂记>十二条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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