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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用仪(1826~1900) 致王凯泰有关天津教案及回苗起义等晚清政局的信札
浙江
09月28日 上午9点30分 开拍
拍品描述
114
徐用仪(1826~1900) 致王凯泰有关天津教案及回苗起义等晚清政局的信札
纸本 一通四页
1871年2月4日作
说明:王凯泰上款。
此为徐用仪论晚清政局的信札4页,涉及陝甘回民起义、西南苗疆起义、中英修约、天津教案等重大历史事件,应作于1971年2月4日。信及诸事足见晚清朝廷内忧外患的困局,涉及军事、税务、外交等多方面,富史料价值。
徐用仪用“师竹斋主人”落款信,亦见于《清代诗文集彙编701卷》。
信件论及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志刚(克庵)、孙家谷(稼生)、周达武、马化龙(马化漋)、许庚身(星翁、星叔)、朱智(敏翁)、威妥玛、赫德等。
信中提及“甘肃金积堡合围后,贼势已促……逆首马化漋有自缚投诚”,查《左宗棠全集》同治九年十月二十日,左奏有“官军会剿逆回……现在合围金积老巢,首逆被创”语,可知此信应作于同治九年。又及“志克庵、孙稼生从外国回来”即指同治间蒲安臣使团外访事。查蒲安臣、志刚(克庵)、孙家谷(稼生)一行自同治六年十二月出访各国,前后历时近三年,于同治九年十月返京。综上,此信当作于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1871年2月4日)。
信中所谓“近来外间之事,惟洋务最为难办,而教案为尤甚”,所及“教案”指此前数月爆发的天津教案,对此案的失当处置成为曾国藩的湘军势力被打压的导火索,曾亦于1872年忧愤而亡。信言“如果法为布灭,虽于中国未必有益,而传教之风或可从此稍息,亦大快事”,徐用仪对此事的态度或可代表当时清廷的整体倾向,既希望缓和处置不致引发战争外交,又希望维护国权,不过分屈从洋人。
所及周达武抵黔及川省协饷,指1870年底周达武赴任贵州提督及四川援黔之师剿平苗疆起义事。此次平剿乱军所费师资甚多,信言“以川省所协之饷仅敷万人之用,势难深入苗疆”,且曾国藩以为“黔省军务非有大负督办,节制各军难望奏功”,而“西事未了,军饷支绌,实未暇专顾黔事,故遂置缓图”。咸同年间苗族起义持续十几年,至1872年均被镇压,影响甚深。
XU YONGYI AUTOGRAPH LETTER SIGNED TO WANG KAITAI REGARDING LATE QING POLITICAL SITUATIONS SUCH AS THE TIANJIN CHURCH INCIDENT AND HUI-MIAO UPRISINGS
Four pages
Dated February 4, 1871
Note: Dedicated to Wang Kaitai.
23×12cm×4
RMB: 18,000-28,000
作者简介:徐用仪(1826~1900),字吉甫,别字筱云,一作小云,室名水竹居,浙江海盐(今属嘉兴)人。“庚子被祸五大臣”之一,与许景澄、袁昶并称为“浙江三忠”。历任大理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有《竹隐庐诗存》。
上款简介:王凯泰(1823~1875),初名敦敏,字幼徇、幼轩,号补帆、补园主人,江苏宝应(今属扬州)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曾任浙江督粮道、浙江按察使、广东布政使、福建巡抚等。著有《致用堂志略》《台湾杂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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