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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克勤 楷书《佛说观无量寿经》(南朝宋)畺良耶舍译
浙江
07月25日 下午1点 开拍 / 07月24日 下午3点 截止委托
拍品描述
尺寸:36.6×540cm
创作年份:1372年作
材质:纸本 经折装
钤印:
天江
作者简介:
华克勤,字无逸,萧山华氏的第五世祖,早岁隐居杭州延庆寺、南京天界寺,后举贤良方正,入仕为官,《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百六:“洪武九年,以华克勤为考功监丞,克勤,萧山人,少学浮屠,洪武四年,选至京,奉使日本,还奏对称旨,赐白金百两,命复姓氏,授以是职”;来斯行《槎庵小乘》载:“天界寺僧克勤,洪武七年,奉使日本称旨,高皇命返,初服为山西布政司,见宋景濂《原镤法师塔铭》。克勤,本姓华,吾乡人”。华克勤是明太祖朱元璋宠信的僧人,受命还俗入仕,官至山西布政使。宋濂曾有诗赠《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力赞其出使日本期间“言论慷慨,已足落倭奴之胆”,并赞其果敢干练的办事能力,必将成为一代贤臣,造福一方。
提要:
经尾有华克勤发愿题记:“东渡降谕被涛斩浪适怀良去政,怠颁圣诏弟子克勤笃续友好势殊,事异亦弗夺使志恐前途欠顺,遂发心书写所冀。诸佛答报顺心除障不辱使命伏望仗佛法力降诸吉祥,于我朝使国泰民安,四方咸宁,四恩穰灾,净土无极,大眀洪武五年岁次壬子五月十七吉日记于东福寺”。
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第四次向日本遣使,在宣谕龙威的同时,还要求日本政府镇压来犯倭寇,此次使团的身份颇为特殊,乃是皇帝钦选的两位高僧—克勤无逸和仲酞祖阐,作为外交代表而前往,本次的出使过程可谓跌宕曲折,周折坎坷,使团抵达日本博多之时,原本由怀良亲王控制的日本南朝领土已被北朝攻陷,高僧使团被误认为南朝救兵,被北朝军队软禁于圣福寺,华克勤发愿写此《佛说观无量寿经》一册,以求诸佛答报。在前途未卜和性命之虞的危难关头,作为主使的华克勤急中生智,写密信寄往京都延历寺住持,请求他代为斡旋。取得了与室町幕府的谈判机会,最终日本奉表称臣,并同意与明朝共同治理倭寇,使明代沿海倭患大幅减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华克勤所书《佛说观无量寿经》开本大方,装潢考究,封面为明黄织锦合包而成,折枝花纹错落有致,正中贴镶边经签,题名亦作颜体,系宋代以来典型的经折装样式。此经文本乃曹魏康僧铠的最早译本,因其文辞详瞻、义理圆足,古来高僧大德多以此译本为主,为佛教净土正依三经之一,内容主要讲无量寿佛的因地修行,果满成佛,国土庄严,摄受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彼国等事。
此经铅画界栏、疏行密字,天头地脚比例协调。单折五行、行十七字,书风取法颜体小字为主,略参传统写经笔法之行意,大小介于《多宝塔》与小字《麻姑》之间,且字字不苟,字里行间端见其平时专心励志、学志精深之概。
自宋代版刻流行以来,佛教典籍如一般书籍一样多赖刻本以传,而手书佛经传世者则极少—即使在日本也一样。无逸此写《佛说无量寿经》在字体上、章法上、愿文题写格式及装潢样式上,皆一依古法,气象庄严。特别是在明初以来赵孟頫书风笼罩一代的趋势下,无逸写经的回归,使我们看到佛教内部其实依然存在着自身的强大传统,也使我们看到了书法史在帖学盛行时代所具有的多样性面貌。
藏者简介:
江马天江(1825-1901)本名下坂圣钦,字永弼,号天江,后改名骏吉,德川末期勤王诗人,后隐居京都东山,教授儒学,晚年以临池吟咏为乐,书名、诗名振于关西,擅长诗、书、画、鉴定,日本中国古书画鉴定权威,市河米庵在世之时,江马天江受其提携恩重,对其治学书道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其二人以艺结缘,互通有无,每逢书法珍品中,常见二人递藏之品。
中日邦交的纽带—华克勤《佛说观无量寿经》
公元1368年,太祖朱元璋灭元建明,改元洪武,登基伊始,他急需通过营造万国来朝的盛大局面,巩固新生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彼时,安南、占城、高丽等国纷纷遣使朝贡,唯独日本毫无回应,由于日本在元朝时期就拒不朝贡,其态度在明朝建立之初更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然而,两国关系存在巨大障碍,自元朝东征日本战败后,中日官方关系恶化,此后近七十年间,双方断绝外交往来。与此同时,明朝国内还饱受倭寇侵扰,海防形势严峻,明太祖为实现“四海宾服”的政治理想,欲重建邦交,毅然多次派遣使者渡海前往日本,均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一僵局随着华克勤的出使而打破。在此之前,朱元璋共遣使三次,回溯如下:
第一次: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当时的日本正处在南北朝两大皇统对峙时期(1336-1392),明使抵达日本之后, 拜谒是宫怀良亲王,此人为南朝后醍醐天皇之子,执掌南朝的实权,怀良时任奉命出镇九州的征西府大将军,不但傲慢无礼、而且断然拒绝接待。
第二次:洪武二年(1369)三月,朝廷再遣杨载、吴文华等一行七人使日,赐日本国王玺书, 并谴责日本海盗入寇我国山东滨海州县之侵掠行径。杨载等所晋见者仍是南朝征西府大将军宫怀良—因为倭寇的根据地主要与南朝有关,而怀良拆阅国书后, 竟将其中五位使者斩首,杨载、吴文华二人则拘留三月后才予以放还。其后倭寇愈益猖獗, 再犯山东, 转掠浙江之温、台、明诸州,肆虐福建沿海诸郡。
第三次:洪武三年(1370)三月,朝廷又遣莱州府同知赵秩等赴日, 赵秩曾自称为赵松雪之孙,其谒见怀良亲王,谕以中国威德, 切责倭寇侵掠之事。同时送还被明军擒获之日本海盗、僧侣共十五人。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此次怀良因为怀疑赵秩是旧敌蒙元使者之后而差点被杀害。在赵秩义正辞严的辩解之下而为之改颜,并待之以国使之礼。随后怀良即遣僧人祖来、如瑶等为使者随赵秩回访,入明称贺,奉表称臣,但这仅是怀良的权宜之计,此时的南朝已由盛转衰,北朝室町幕府大军即将兵临城下,怀良转对抗为恭顺,甘愿俯首称臣,是欲以借明朝声势来抵抗各方压力。
大明新朝初立,朱元璋这三次频繁派使的直接原因,显然除了在于传统名分上正统之承认外,尤其在于非常棘手的倭寇防御问题;再者还兼及担心对手张士诚、方国珍之余党卷土重来,故想借助修睦日本国的外交手段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好的是:虽然前两次出使付出了不小甚至惨痛的代价,第三次之再探虎穴则有惊无险,而且终于有了结果,可谓初步打开了僵局。职此之故,朱元璋为了继续推进邦交,就有了与本文写经有关的第四次派遣。
大明王朝的第四次向日本派遣使团,在整个明代对日外交历史上,都充满的传奇色彩:就外交礼仪而言,此次使团人员的身份极为特殊。朱元璋考虑到第三次怀良回访的是僧人代表,特别鉴于日本君臣上下均信奉佛法、且素慕中国宗风之盛,中土本来就是日本佛教的直接渊源。而且在日本中世,以五山寺院为中心的禅僧,不但垄断了汉文学,而且还介入对华外交事务。简言之,即“彼尚佛乘,亦以僧为使”,故洪武五年(1372) 四月,朱元璋乃命金陵瓦官寺住持无逸克勤法师和明州天宁寺住持仲猷祖阐禅师二人为国使而使于日本。
克勤无逸法师,乃浙江萧山人, 俗姓华, 名克勤,少学浮屠, 曾隐居于萧山延庆寺苦读,博通儒释, 为元代天台宗最著名的“ 觉先系” 高僧湛堂性澄和尚之法孙,杭州集庆寺原璞法师的嗣法弟子。此次因为出使日本前,朱元璋特敕封以金陵瓦官寺住持的身份。
仲猷祖阐禅师,乃浙江慈溪人, 俗姓陈, 少慕浮屠, 投慈溪龙山寺出家。因寺近官道而惮于酬应,遂杖锡江湖, 并于杭州径山寺参谒了当时临济宗“之善系” 大德元叟行端和尚。行端和尚颇有大慧宗杲之流风,一生四主名刹、道被三朝。门下弟子竹泉法林、梦堂昙噩、楚石梵琦、愚庵智及、行中至仁、古鼎祖铭、性原慧明辈, 皆为一代大僧。仲猷祖阐继得亲炙多年,凝滞尽销,所见超诣。嗣后曾典法藏于金陵蒋山。元末之乱遂复归慈溪龙山,诛茅隐修,后又应请住同里香山寺。明初即升住明州天宁寺,《禅宗杂毒海》十卷本由其增编而成。
显而易见,无逸克勤法师和仲猷祖阐禅师,都堪称是当时僧界的一时之选,据称乃是从五百人中脱颖而出者。临行饯别,朱元璋亲封的“十大高僧”之二杭州灵隐寺住持守仁一初和杭州中天竺寺的季潭宗泐正在京中,两人都曾分别赋诗相赠:其中守仁一初诗有“五百僧中选僧使,奉诏直往东扶桑”、 “飘飘瓶锡辞九重,大帆四月开南风”之语;而季潭宗泐时任大天界寺住持,其诗则曰“仲猷知心宗,无逸写经义。二师当此任,才力有余地…时则扬帝命,次乃谈佛理”云云。
这次高僧使团的出使,整整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得以返回,显然超出了寻常可以预料的范围。考当时之情势,高僧使团出使日本之际,日本南北朝正处于交战之际:原本由怀良亲王控制的日本南朝领土已经易主,北朝军队攻占博多,怀良亲王退出九州而逃入南方高良山中。高僧使团因为南朝怀良之使祖来等随行而被误认为是南朝从明朝请来的救兵,遂落入北朝军队之中。碍于他们的僧人身份,北朝的地方官暂时不能随意处置,只得把他们软禁在博多的圣福寺。一行人被困日久而无人问津,在以衣贸食、翘足待命之际,无逸遂决定暗中写信,请随团翻译日僧椿庭海寿秘密送给北朝洛阳(京都)的延历寺住持,请求他代为斡旋。
无逸于情急之中,之所以向延历寺求救有着策略上的考虑。延历寺位于日本京都比睿山上,由传教大师最澄于日本延历年间(782-806)所创建。而最澄当年和空海一起到中国唐朝求法,学习的就是天台宗教法,故延历寺后来成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大本山,延历寺的住持称为天台座主。而且,延历寺一直与朝廷和政治高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拥有两三千人的僧兵。
无逸此《佛说观无量寿经》,即为当月十七日在京都东福寺所写—其愿望就是在他愿文所表达的:愿诸佛保佑接下来能够前途顺利而完成使命、能够避免战争而祈求国泰民安。其中前引卷末无逸愿文中:“适怀良去政”一语,即指无逸一行赴日后恰巧遇到南朝怀良亲王兵败转移之事件;“势殊事异”一语,即指当时无逸一行因日本南北朝局势变化而随机应变地改图与北朝进行外交的情形;而“恐前途欠顺”一语,即指无逸一行当时滞留京都,北朝政府迟迟没有回应的情况。
值得庆幸的是,高僧无逸于忧患之中的“发心书写”,终于也确实得到了“诸佛答报”而不辱使命、平安回朝。洪武七年(1374)五月,历尽艰辛、漂泊海外两年多的无逸一行,顺利从博多返航,历时五天回到舟山,终于再次踏上了故国家园。六月底,抵达金陵,参见皇帝朱元璋汇报出使日本之经过。无逸此行,使足利义满认识到了明朝国力的强盛,决心朝贡明朝并开展勘合贸易,并共同治理和约束倭寇,使明朝倭患大幅减轻半个世纪之久,无逸的不世之功,成为两国情谊的不朽丰碑。
我们看到,无逸正是通过佛教文化自身具有的魅力和交往方式而随机应变地解决了他在危难险境之中遇到的问题。洪武十四年(1381),年逾六十岁的华克勤,从长达六年的山西布政使任上退休致仕,由原考功监同事赵信接任。随后他即衣锦还乡,归老于湘湖之畔。其生有六子,今渔浦、闻堰、潭头等华姓者均尊其为祖。终其一生而论,洵可谓福慧具足、功德圆满也。
可以说,高僧无逸之出使颇具传奇色彩,而高僧无逸其人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洪武五年这次出使过程中他所写之《佛说观无量寿经》,乃是一段自主外交史的见证、一段佛教史上学术交流的佳话,也是明代书法史上一件稀若星凤的瑰宝。
在明初外交史上,无逸高僧使团这次出使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为学界所重视。如其所采取的特殊方式,早在明末清初,潜心于佛教研究的一代文宗钱谦益考证此事时,即有“日本之崇佛自唐巳然,临济一宗流传最盛,圣祖遣僧化导,有微权焉”之论。目前中日学术界对这段历史事实的考证亦皆颇为关注。而无逸所写《观无量寿佛经》的出现,由于其书写有“洪武五年岁次壬子五月十七吉日”的确切时间记录,可以说为这段外交史的研究定下了明确的时间坐标,乃第一手难得的史料。故无论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的,对于我们了解明代后来“海禁”政策的背景和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方式;还是从艺术收藏的角度而言的,此无逸《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对于我们了解六朝隋唐以来特别是明代写经书法传统,皆有着重要的历史研究与艺术欣赏价值。
佛曰万事皆有因缘:如今这套年逾六百载的《观无量寿佛经》写经大册,能完美归来,无疑亦是艺林之一大因缘。识者宝之,什袭而藏,不妨于清净幽雅之地,神怡务闲之时,馨香熏沐,展册而读,或持诵其文义、或赏会其笔法,定当起虔敬向善之心、得福慧双增之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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