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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1893-1988) 与妻书四十九通
浙江 北京时间
12月28日 中午12点 开拍 /5天5小时
拍品描述
尺寸:尺寸不一 四十九通
水墨纸本 册页(五十三开)
著录:部分著录于:《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下》P974-97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出版:整书出版于:《梁漱溟致夫人的四十九封家书》,中华书局,2014年。
说明:陈树棻(1897-1979),生于北京,祖籍云南。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广西等地中等学校任教。1942年末与梁漱溟成婚,是梁漱溟第二任夫人。
1944年末,日军入侵广西。梁漱溟偕夫人及次子往昭平避难。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梁漱溟即去广州,再飞重庆,而夫人仍滞留于广州。此是梁漱溟到重庆后寄夫人的第一封信。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重庆,正酝酿各党派通过协商,实现国家团结统一,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一大事。国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团结统一,是梁漱溟多年的追求。因此,他到重庆后,即忙于此事的酝酿工作;当确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他又投入民盟参加此会的准备工作。当时他忙碌的情况,可想而知。故信中说:“我则回碚看一次,没有多住”,即因此。而在北碚,有许多久别五年的学生和朋友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中学工作。在广州,梁漱溟受到张发奎将军(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驻广州)的热情接待。孙宝刚与姚厅长(省府)均为将军部下受命负责接待事务者。黄巽为梁漱溟早年北京大学学生黄艮庸之侄,当时也负责若干接待事务。
此信写成之时,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已有两个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31日闭幕,达成五项协议,决定将组成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取代国民党一党专政与蒋介石个人独裁。国人均以为此后中国将走上民主政治正轨,民盟同志对此也充满希望。梁漱溟以为国共此后将合作建国,即无须他做推动国共团结的工作了,于是决心退出现实政治,而去做自己久已想从事的中国文化研究。信中说:“我定九日去昆明,一星期可返渝”,即为考察能否在昆明筹建研究所。可是4月18日才得从昆明飞回重庆,“那天中共军攻占长春,是时局一大转折点,……时局发展到大打特打”。国共停战协定遭破坏,内战战火扩大,如不施救,政协五项协议将无实现之可能,“救火”工作刻不容缓。于是,在此种情况下,盟内同志纷纷劝留,希望梁漱溟继续负起民盟领导的重任,参与国共和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也就不得脱身。”(见《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信中说,“这里有外甥邹思栋在延安写给你的一封信,交我带给你”,这表明梁漱溟再次访问延安时(3月15日至3月30日)见到了邹思栋,而此信即写于自延安返回重庆后数日。邹思栋又名晓青,是梁漱溟大妹长子,早年在北平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38年梁漱溟访问延安,晓青即要求随同前往,参加革命,后即留在边区工作。信中说,“这里有外甥邹思栋在延安写给你的一封信,交我带给你”,这表明梁漱溟再次访问延安时(3月15日至3月30日)见到了邹思栋,而此信即写于自延安返回重庆后数日。

1946年1月,梁漱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后,又为推动会议的五项协议之切实执行、参与和谈、阻止内战而努力。这段时间,梁漱溟奔走于重庆、北平、延安、昆明、南京及上海;而此时夫人陈树棻则暂留于北平,于是有了收录于此的四十九封家书。
2014年中华书局将这四十九封家书汇集出版,更请来梁漱溟先生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亲为解说,兄弟二人以文字资料为主,回忆为辅,加以综合,最后由梁培宽先生亲自执笔,当时耄耋之躯依旧详述万言,可见本标的历史文化价值之深厚。
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编辑部主任,退休后从事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梁漱溟书信整理——《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便是由梁培宽先生亲为编注,在该书前言中,梁培宽先生尤其强调梁漱溟收存之书信有两个时间段的甚为罕见,一是从事乡建运动时期,二是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与参与国共和谈时期。本标的四十九封家书便是后一时期所作,从中择取五封信件并梁培宽先生解说录于其下。
背景:此信是自重庆到上海后所写的第一封信,随后将去南京设民盟总部,并开始正式出任民盟秘书长,主持盟务。
“借宿职教社楼上”,这是说去南京之前,逗留于上海数日时的事。职业教育社为黄炎培先生创办,因此被认为是职教社派领袖。黄先生参加民盟即代表职教社派。他是民盟中常委,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重庆)的民盟代表之一。
“二妹用我们的钱,不要还”。如梁漱溟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中的“伦理之于经济”一节所说,“施财是一种义务”,“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这是一种中国文化传统。
席朝杰先生,四川秀山人。1924年时为山东曹州中学学生。此后即终身相随工作。
背景:这是到南京后所写之第一封信。
“五月初肯定下来,于五月八日就离重庆而飞上海,过了几天才转南京,设民盟总部于蓝家庄。张表老不出川,一切由我做主。”(见《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一文)
以上这些话可说明如下:
梁漱溟经一再推辞之后,为顾全大局,终于同意出任民盟秘书长,全面负责民盟工作,即“一切由我做主”,遂于5月初飞上海转南京。从此开始了忙碌且紧张的和谈活动。“我等五人明早一同入京”,即民盟参加政协的代表张君劢等五人由上海同去南京。
张表老即民盟主席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为民盟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蓝家庄,南京市地名。民盟所租两层小楼作为总部办公之地。君劢即张君劢先生,任之即黄炎培先生,衡山即沈钧儒先生,及章伯钧先生,均为民盟中常委,同时也是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代表。
背景:写此信时,梁漱溟在南京主持民盟工作已两个多月。
“宫门口的小妹出走”。小妹即梁漱溟二叔梁引年之女,名梁焕杰,她曾往张家口市(时为中共占领,是解放区)短期参观学习。“小妹出走”即指此。她在张家口参观学习后,又返回北平。信中说家具“其中有些贵重的,如红木穿衣镜之类”。记得红木家具确有一套,是配套的,方桌、圆桌、茶几、座椅、书桌及穿衣镜等。记得是我们生母于上世纪30年代初购自一拍卖行(位于崇文门内路东,专出售二手货的)。“文革”中抄家时,这些家具全部被“革命小将”肢解,变成许多木板、木棍。唯有那书桌被运走;“文革”末期又通知去认领回来。
信中所说“缨子胡同楼上所存之物”,那多是些书籍和文稿之类。抗战八年中,此处房屋由老工人一家借住,并托其代为看管。那些书籍文稿早已被他作为废品变卖一空了。所以“宜往清理”,已无必要。梁漱溟早年所写文稿等可能在其中,竟全部丢失,很是可惜。
背景:此信是为调查李、闻遭暗杀案将自南京去昆明之前所写。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派人暗杀。7月15日,联大教授闻一多在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会后,又被特务杀害。李、闻二位都是民盟中常委,他们被杀害是对民盟的严重打击。此时南京和谈工作正十分紧张,但梁漱溟作为民盟秘书长必须亲自处理此事,一面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一面要求国民党派员,与民盟人员共同往昆明调查。国民党拒派正式代表,而是由“政府派一秘书作随员照料一切”。信中又说,“自己亦携带一人同去”,这是指当时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中共党员),也同去昆明。
此时,李、闻遭暗杀事发生不久,夫人自难免感到有些草木皆兵。因此信中安慰说:“我是平安的,永远平安的。”事实表明,1939年于敌后为日军包围时,1942年自香港坐小木船逃回大陆时,梁漱溟均镇定自若,处之泰然。
背景:此信写寄于南京。
因在末次参政会上民盟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被彻底拒绝,故“我提早回川”。
注:1947年4月中旬,夫人已由北平飞至重庆与著者相会同住在北碚。此信是由南京寄至重庆的。梁漱溟1946年11月初辞去秘书长职离南京住在重庆北碚后,第一次出川到南京。这是因为国民参政会将于5月下旬召开,而民盟为呼吁和平作最后一次努力,决定在会上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要求根据政协精神,重新召开和平会议,以政治方式解决党派纷争;同时要求保障人民自由,尊重人权等。为此,民盟决定出席会议的有五人: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韩兆鹗。不出所料,因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决心打内战,此次呼吁和平全无作用,故说“我提早回川,约六月三日即离京飞渝”,又回北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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