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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拍卖首页 > 中鸿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 民国往事 > Lot 470
弘一（1880-1942） 行书“佛”（原装旧裱；淸无法师鉴定为真迹并附鉴定证书）
北京 北京时间
11月29日 上午9点 开拍 /7天1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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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描述
创作年份：壬午（1942）年作
尺寸：8×22.5 cm. 约0.2平尺
水墨纸本
镜心
籍贯：浙江平湖 款 识：壬午春，亡音钤 印：月（朱文）、佛（朱文）鉴藏印：邹鲁藏印说 明：1.原装旧裱；2.2024年10月22日孔子第七十一代孙、文化禅僧淸无法师鉴定为真迹并附鉴定证书。淸无法师题语：此“佛”字慈光普照，意态天真。光气温柔莹然。非弘体书法所不能。乃弘一大师一九四二年圆寂前半年所书。真迹。山僧清无，二零二四，十，二十二。藏家简介：邹鲁（1885-1954），原名邹澄生，广东大埔人，政治家、教育家和著名学者， 国民党元老 。邹鲁不但是乐群中学（大埔中学前身）、潮州师范的创办人，还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创办人和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 邹鲁与邹琳、邹敏初并称为“茶阳三邹”。弘一，俗名李叔同，三十九岁出家，释名演音，字弘一，别署亡言等，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光绪年留学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善西画及音乐。归国后，历任上海太平洋日报文艺主编，浙江两江师范艺术教师。工篆刻、填词及歌曲，最善书法。早年书学六朝写经，晚年书法离尘脱俗，刊落锋颖，一味恬静，形成其独特的“弘一体”。弘一书法受到大众推崇，最主要原因来自弘一书法本身。弘一书法的境界极高。弘一自谓：“朽人之字所示者，平谈、恬静、冲逸之致也。”其实“平淡、恬静、冲逸”与古人所说的“冲和”是一个意思。在鉴赏领域，“冲和”是一种极高的品格。它意态静默、境界深远、举之可见、求之已遥。对弘一书法的“冲和”之美，叶圣陶曾有一段透彻的评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弘一法师的书法作品能受到大众的推崇，最主要原因来自其书法境界本身，法师自云：“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多年佛学的修养无疑使得弘一法师的书法愈来愈趋向无欲无求、清净寂寥的宗教境界，这与董其昌的“以禅喻书”如出一辙，和“冲和”是一个意思，弘一书法以其圆劲清净的笔墨线条、不激不厉的行笔，古拙质朴的结体，舒朗严谨的布局，营造出高境界的冲和之美。这种美，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大美。观此弘一法师《行书“佛”》，起落严谨、骨骼挺劲、端庄高古，平淡冲和，是为晚年精彩之作，弘一法师早年学书于真、草、篆、隶各体无所不学，而又钟情于魏碑书韵，“碑版过眼，即能神似”，早期书风宽博沉雄、逸宕灵动。出家后，潜心研习佛法，“诸艺未废，唯随缘耳”，对于书法的研习是弘一法师从事佛教与艺事当中交集最为密切也是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书写佛语，广结善缘，普度众生，以书法而为之弘扬佛法，以书法而为之与人结缘。出家后，其书风脱去形式而别具冲淡朴野、温婉清拔、气韵清秀之气，具有超凡的宁静和云鹤般的淡远。此作经民国时著名教育家邹鲁旧藏邹鲁（1885-1954），原名邹澄生，广东大埔人，政治家、教育家和著名学者， 国民党元老 。邹鲁不但是乐群中学（大埔中学前身）、潮州师范的创办人，还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创办人和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 邹鲁与邹琳、邹敏初并称为“茶阳三邹”。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从前一直以为日光岩就是一块在高处的岩石，因为在高处，离日光很近，所以叫做“日光岩”。走到了才知道，虽然确实有一块在高处的岩石，但是“日光岩”的称呼，却是一座寺庙。鼓浪屿的制高点，是一座叫做“日光岩”的寺庙，寺庙的最高处，是一块大大的岩石。走进寺庙山门，一眼就望见左边高出来的土台上一座端坐的铜塑像，土台的矮壁上书几个大字：弘一大师纪念园。弘一大师凝目跏趺，眼角有明晰的皱纹，眉眼间有浅浅的笑意，面庞沉静安和。他就这样静静地端坐着，空目而视，慈悲而宁和。塑像正面的空地上，没有供游客跪拜的蒲团，却有五个矮石墩，石墩正面是球面状，显然不是为了跪拜而设的。“悲欣交集”这四个字要有着怎样洞达的人生，才能在生命终了之时，发出如此质朴而坦然的结语？又因为什么样的痛苦，才能让一代高僧至死都无法忘怀其“悲”，又是什么样的担当、坚韧和豁达，才让这样的高僧临终之时发出挚诚之“欣”？用一段随处可以找到的话来管窥这个曾经名为“李叔同”的人：弘一大师（李叔同）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尚荣耀。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太虚大师曾为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我们看待人物，总是容易将其抽出历史和时代，我们总是容易看到绚烂，却忽略绚烂之下的痛楚。我们总是容易看到平淡，却忽略平淡之中蕴含的五味杂陈。大师出家后曾经想还俗。他的朋友说：当初叫你不要出家，你要出家，现在你又要还俗。弘一大师沉吟良久，起身离去，从此不问俗世。谁说没有挣扎？少人知晓他本是富商家的庶子，而又五岁失怙，少人体悟他身处乱世备尝家国离乱之苦，少人知晓一个敏感的灵魂在这样的经历中会生出超出常人多少倍的痛楚！有多大的痛，才能让这样一个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悠游世间且左右逢源的才子一回首即是红尘路断？又有多大的爱才能让这样一个决绝于尘世的人以度尽劫波的胸怀去关注苍生之痛？悲欣交集！不悲不喜不是佛，而是石头。悲欣交集是人，是佛，是所有有感知的灵魂。其实，只有最敏感的心，才能感知超越自身的痛，也只有最多情的人，才能承受苍生之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这样的吗？那么多人在佛堂前燃香乞求，无外乎求官求财，却无人真正明了，所有的佛都是舍了官弃了财方能关照世人，方能将一双眼，无限悲悯地向世人播撒同样的慈爱。亟亟于绚烂或执著于绚烂，耿耿于“我”而无“他”，才是“痛”之源。弘一大师告诉我们的，是——放手！放手！释迦牟尼放了国主之贵，弘一大师放了生之绚烂，只是为我们做了一个注释：如果你真想由“悲”到“欣”，记住一个字——释！释者，放也。所有佛家弟子的姓氏，都是这个字——释！离日光很近的日光岩，原来还被人称作“晃岩”，日光岩附近的街道名称，叫“晃岩路”而非“日光岩路”或者“日光路”。离日光那么近，不是“光明”的，或“温暖”的，而是“晃”的！序?言书画部 张雪禄漫漫的文明史长河，既沉重，又短暂。厚重的可以让观者荡气回肠，心潮澎湃；而短暂的，仅仅四五十个字的历史朝代歌，就可以概括从夏商周到元明清。以史为鉴是中国人的传统。可以说，读史也是很多人的一种癖好。往者已矣，历史最纯洁的面目自然不可重现。《民国往事》专题，我们是想拂拭历史的尘埃，展开那些被珍藏在时光碎片里的翰墨丹青，打开尘封的记忆大门。民国38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犹如沧海一粟，然而它却能激起万丈波涛，承载了太多的民族希望与理想。多少仁人志士都曾经憧憬过未来之中国的样貌，都试图按照自己的设想建立一个“理想国”，却大多难以如愿。中国的近代历史朦胧地呈现出某种“现代性”，又不断地在前现代与现代之间徘徊；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始终和争取民族独立、进步的斗争相伴随，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使得中国人不可能从容地展开理想蓝图，探索之路是这样的曲折和漫长。晚清的万般屈辱，列强的虎视眈眈。家国分崩离析，实在让人痛不欲生。与列强的战争，一次一次的失败。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俨然成了不堪一击的口号。难道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是那么的一无是处，莫非只有彻底西化才是出路。严复致力于西方启蒙思想的传播，耗费心力翻译西方经典理论，一篇翻译的《天演论》便是独步天下。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对其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而年轻的胡适，也把自己的字取名“适之”。可是谁又曾想到，这样一位曾经极力改良的启蒙思想家到了晚年，竟然开始反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这又是一种如何复杂的心理。蔡元培，这位民国初年的教育总长，因为不愿意跟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合作，选择辞官。经过对西方教育的一番考察后，于 1916 年回国。第二年的 1月就职北京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 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将“抱定 宗旨”置于首位。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被邀请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大力支持新文化运动。然而新文化的推广岂能一帆风顺。新与旧，在任何时代都是对立的。在洋溢着新鲜自由空气的北大，也有着这么一个反对的“集团”，以刘师培、黄侃、林埙为代表的传统复古派。学术之争，顿时弥漫了北大的上空。他们以《国故》杂志为阵地，发起了反攻。他们的古文生僻字的文章，即便是文字功底极佳的学者也不一定都懂。最终，他们的《国故》杂志只出了四期便早夭了。未得到启蒙的民众数量还是十分庞大，反对新文化的声浪一波接着一波。任何新事物的产生，总会伴随着巨大的反对声。新与旧在同一时代，没有完全清晰的界定。新的东西会被说成“反社会”，旧的东西也会被说成“保守”。在没有成为潮流之前，都是不可预知。针对遍布社会的各种学说，胡适在《每周评论》 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要知道舆论家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可以总结说，各种主义的空谈，都没有结合自己国家本身的国情，一切问题都要结合国情来谈。胡适的文章确实遭到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的抨击，李大钊也对此充满愤懑，虽然他们是新文化紧密的战友。任何理论主义的确立及推广，都不是从下而上的——只有国家的意识层面更容易把某种理论意识，由上而下的推广开来。中华民国的成立，开始了亚洲民主共和的新纪元。但谁能想到，共和的胜利是如此短暂。革命党人的妥协让袁世凯坐了大总统宝座。为了制约袁的权力，修改了《临时约法》。一种半内阁的体制，成为均衡权力的筹码。一个权力受限的总统，袁世凯岂能接受。北洋的集权时代开始了，也为后来的北洋裂变埋下了隐患。北洋时代的掌权者，实际变成了手握重兵的军阀。新式军队出身的军人，俨然沿袭着传统的“军权”思想。派系间的权利争夺，国家资源大部分耗在了内战中。孙中山一次次地发起推翻军阀的战争，但都无功而返。维护共和的道路如此艰难。孙中山去世，蒋介石真正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中央。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军阀最后溃为蝼蚁，只剩下了奉系的张学良。张学良响应南京国民政府的号召完成了历史壮举——东北易帜，彻底结束了北洋的军阀时代。历史总是在分分合合中往复。他们的丹青墨迹，是世人追捧的对象。我们在这些墨宝中，去追忆那似水流年，追忆那曾经的风花雪月，他们总是那样的婉约而内敛，令现代的我们无比神往是我们向那个时代的致敬，也是对近代历史的反思。为何在如此战乱不断的时代，会有如此多的大师辈出。为何那个时代有如此多激昂的年轻人，为了国家的未来殚精竭虑，不惜牺牲生命，而且前赴后继，不忘初心。为何我们的时代， 却如此的精神匮乏。『释 文』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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